内容摘要：朦胧诗诞生于“文革”十年浩劫的后期，朦胧诗人们从集体意识中觉醒过来，在诗歌中加入自我意识以及个体情感，将对“上山下乡”、“阶级斗争”的批判融入对时代和民族命运的反思中。诗人们的诗歌中虽然有“个体”与“集体”的呼应，但是对于集体意识往往是表现出“离经叛道”的模式，更崇尚自我意识，在诗歌中强调、呼唤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回归。朦胧诗对自我意识的开发和对现代主义的利用，为后来的第三代诗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空间，对个性解放时代的新诗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新诗朦胧诗自我意识人道主义
中国百年新诗的历程始于胡适的《尝试集》，“放脚体”派进行的写实精神实验也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新诗的滥觞。新诗自诞生到当代社会已经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这一百年来，中国的新诗断断续续地都在追求个性解放，特别是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当代诗坛涌现出了“朦胧诗派”，尝试追求个性主义的探索，这种探索促进了诗人的自我意识在诗歌中觉醒并被发掘。正如谢冕所说：“他们真诚的、充满血泪的声音，使我们感到这是真实的人们的真实的歌唱。诗歌告别了虚伪。”同时他也斷言“个性回到了诗中”。[1]
一.对集体意识的反思
“朦胧诗”孕育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那时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号召，全国上下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些“文革”中的一代知识分子怀着饱满的参与热情投身到社会运动中，收获的却是十年后的失望。特别是在这场“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们，在“文革”后对人生道路进行了回望式的思考，那种参与“革命”的激情在反思中逐渐消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朦胧”的伤痛。“朦胧”诗人中最早以诗歌形式对“红卫兵”进行反思的是食指，他的《我的最后的北京》这样写道：“北京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地晃动/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我的心胸”。
这是在书写北京知青离开北京参与“上山下乡”时的情感体验，并用“疼痛”来概括这种“接受再教育”的感受。这就体现出诗人对于知识青年这一社会集体的反思。再如芒克在《十月的献诗·青春》中说：“在这里/在有着繁殖和生息的地方/我便被抛弃了”。
这是在反思知青在“上山下乡”中的所得，他们献出了青春，收获的却是“被抛弃了”的结果。这种知青的信仰的崩塌导致“朦胧”诗在对集体意识的反思中呈现出艺术上的“异端化”。这让我们发现朦胧诗与现实政治构成的“紧张”关系，以及诗歌文本中表达的或隐或现的批判主题。[2]这种批判显然是针对“四人帮”的文化专制，是对集体意识的反叛。这种反叛带来了与现实的集体意识的紧张对立，诗人以“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3]来拷问集体意识的不理智。然而诗人本就是知识青年集体中的一分子，无法彻底摆脱集体意识对个性主义的束缚，这就进一步导致了“朦胧诗人出现了身份认同的混乱和自我分裂：对话由‘整一/自我’的同一性裂变为‘异己/本己’的两极对抗。两极对抗既表现为自我分裂式的质疑与嘲讽，更直接体现为‘本己’对‘异己’的‘反叛’。”[4]而这样的反叛，严格意义上说，更接近于反思，是诗人们针对大集体主义对于个体意识的掩埋和压抑进行的反思，并不反对集体意识与个体意识的平行化的同向发展，只是批判狂热的、盲目的集体主义环境下衍生的异化的集体意识。
二.对自我意识的突出
在对集体意识的反叛中，朦胧诗人在诗歌中发掘了诗人了自我意识。诗人的自我形象更多地出现在了诗歌的字里行间。“朦胧诗从政治抒情的‘大我’中挣脱，回归到‘小我’之中，追求总体象征性及内心情感的创造性表现。”[5]顾城《远和近》说：“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用“远”和“近”来代表“我”和“你”的关系，并且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远”，由此来呼唤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希望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因为阶级斗争而产生的隔膜。
朦胧诗人还善于以个人代表集体，代表集体发出声音，往往用“一个人”来替代“一代人”，将个体意识推及社会集体，产生一种历史的使命感。诗人们并不彻底否定集体意识，而是将集体意识定位为可以与自我意识共存，通过自我意识的生发来促进集体意识在新时代的革新，不再以盲目的集体化严丝合缝地包裹个体生存空间。如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诗人将自己定位为时代的代言人，由此来与中国对话，给读者带来一种新时代的新情绪，并使读者获得对话者的身份认同，将自我意识放大到足以与国家进行对话，对民族历史进行反思。诗歌看似有一种对民族未来的悲观情结，但对于国家这样一个集体，诗人并没有放弃希望，而是希望通过个体觉醒并对集体展开反思，促进国家、个体找到新时代的“钥匙”，而这“钥匙”正是集体对于个体的尊重与包容。
朦胧诗人在突出自我意识的同时，强化了个体情感的抒发。作为女性的舒婷，特别善于抒发女性细腻而又敏锐的感情，在《致橡树》中，她说：“我必须是你近旁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舒婷将个人对于平的的婚姻观念的呼吁带入诗歌当中，将女性对于婚姻、爱情的美好坚守作为诗歌的主题朦胧诗人转变关照历史的、集体主义的问题视角，更加强调诗人个人的话语空间，否定人的神性，不会像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中某些诗作神化革命英雄、“红太阳”等，诗作中出现了描述人的日常世俗生活的语言，通过肯定人的世俗性将诗歌的视点转向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舒婷，她作为女诗人，更加关注女性在社会中受到的不平等的对待或冷落。如她的《惠安女子》中有：“天生不爱倾诉苦难/并非苦难已经永远绝迹”，表明某种程度上女性并沒有因为民族的解放运动而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依然被某些“苦难”包围缠绕。又说“这样优美地站在海天之间/令人忽略了你的裸足/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她将女性被忽略的苦难和价值通过诗歌中对于惠安女子的对比性质的描写表现出来。
同时，十年浩劫对人的生命和价值的漠视，也引发了来自朦胧诗人在盲目的大众运动中对人性回归的呐喊。北岛在《结局或开始》中就直接喊出“我是人/我需要爱”的呼声，并说“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表达出残酷的现实对人的生存的漠视、对人性的残酷压抑使得人在这样简单的愿望面前显得那么的卑微。诗人又借助“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来控诉那些将人的价值规定为阶级斗争的残酷行为，用这种沉重压抑的语调来召唤人道主义的回归。
朦胧诗对自我意识的发掘是值得肯定的，对于处理新时代大集体发展与个体关系也是有一定借鉴意义。在其后第三代诗人在批评朦胧诗的基础上又继承了这一新时代的诗歌精神，将这一意识带入改革开放后诗坛井喷式的创作潮流中。到了90年代以及新世纪，民间诗歌、网络诗歌的兴起，将自我意识的抒发推行新的高潮，个体生存已经展示出多方面的个性化发展。在这一方面，可以说，这一批朦胧诗的代表诗人是功不可没的。
参考文献
[1]谢冕.失去了平静以后[J].诗刊.1980（12）
[2]徐国源.论朦胧诗的批判主题及启蒙价值[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78
[3]舒婷.一代人的呼声.舒婷的诗（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43
[4]张志国.中国新诗传统与朦胧诗的起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5）：222
[5]洪虹.朦胧诗中的“二元”中国[J].名作欣赏（诗文评鉴版）.2012（8）：90
[6]胡敏中.论人本主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67，充分肯定了自我个体的情感意识，并依托植物的意象抒发出来。其余朦胧诗人也都或多或少将自我情感寓于诗歌当中，或者猛烈抒发，或者安静流露，促成了当代新诗对诗人自我意识表达的新的高度。
三.对人道主义的提倡
朦胧诗自我意识的觉醒，建立在自我作为“人”的基础之上，因此人道主义也成为朦胧诗中的主体意识。“人道主义”或说“人文主义”、“人本主义”，英文为“humanism”，源于拉丁文的“humanitas”，原指“万物之灵”[6]。“文革”时期，在政治运动中风雨飘摇的青年一代传承“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传统，将人道主义的呼唤融入了诗歌中，呼唤对“人”的关注。正如北岛在《宣言》中写到：“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们母亲/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诗人在诗中传达出一种不想被“革命”浪潮淹没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想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希望，“人”的意识通过朦胧诗被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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