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纪录片的重要品性是责任与影响力，而担负这一责任的是纪录片的叙述者，也就纪录片的导演。本文就是从叙述者的角度出发来探讨这两部纪录片是如何讲故事的，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如何造就自己的影响力。

　　关键词：叙述者；介入；自我意识；可信性；距离

　　《英和白》充满着浓郁的隐喻和象征的意味，白和英作为一种符号来解释当代的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2004年，美国民众表现出对纪录片的空前热情。点燃民众对于纪录片热情的是迈克尔·摩尔的《华氏911》。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叙述者，分别是：叙述者的介入，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的自我意识，叙述者的可信性和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距离。从这四个方面分析和研究迈克尔·摩尔和张以庆的作品，在对比中展现这两部作品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以及这两部作品的巨大影响力。

　　一、导演对于事件的介入性

　　无论叙述者是否被称为“我”他总是或多或少地具有介入性，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叙述的自我或多或少地被性格化。在《华氏911》中，我们看到导演本人不避讳自己的介入，直接的告诉受众他自己本人对于这个事件的看法和他对于布什的判断。而在《英和白》中我们看到导演本人在极力的回避自己的介入。《英和白》中所放的电视片段大多报道的是丑闻、谎言、暴力、战争等人类丑陋的一面，从更为宽泛的领域向人们展示了人类世界的隔膜与彼此的敌意，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彼此的宽容与谅解，远远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与融合。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叙述者总是避免不了自己的介入，但是介入具有不同程度的明显性。《华氏911》介入程度非常之明显，《英和白》介入程度不明显。

　　二、导演的自我意识

　　在讲到叙述者的自我意识的时候，普林斯说到：如果说叙述者有或多或少的介入性，那么他同样或多或少地是自觉的。迈克尔·摩尔的自我意识非常强烈的展现在《华氏911》中，他虽然没有谈及我，却从的言语乃至镜头前的表现，向受众展示了“我”的观点。摩尔亲自上阵，对国会议员的约翰·特纳说：“嗯，我们可以发现，并没有多少国会议员把他们的孩子送往伊拉克，事实上，只有一个这么做了。我们只是认为你们这些人应该先把你们的孩子送去那里，您觉得怎么样？”。摩尔给他观众一种真正的感动，是摩尔代替他们说出了他们没有说的，是摩尔的社会责任感感染了每位观众。

　　张以庆的自我意识在《英和白》中的展现只有那么一瞬，“在我们相处的半年时间里，白只外出过一次”。张以庆没有过多的提到过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意识，自己的观点。这反而给受众以深深的吸引，给英和白以更多的关注，这种人文关怀，正是导演应该肩负的责任。

　　三、导演的可信性

　　叙述者有大小不等的可信性，换言之，其讲述（某些部分）就叙事本身而言值得信任的程度有大小之分。在受述者没有既定立场的前提下，观看《华氏911》这部作品，受述者认为摩尔的作品给了我们一个参考。这个时候受述者对于事件的信任程度是可以想见的。在观看《英和白》时，受述者感受到的是真实的呈现，是没有参杂进个人因素的英和白之间的情感交流。这个时候张以庆的可信性是不容置疑的。

　　这种可信性与受述者的寄存立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对于一个布什的支持者而言，摩尔的观点对于他而言就是偏激的言行。对于那些受到伤害的民众，这是对布什最好的控诉。所以这种可信性是建立在导演的引导和受众的既定立场双重基础之上。同时，叙述者的不可信性迫使我们对很多陈述予以重新的解释，以认识和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信性是导演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充分的可信性造就了巨大的影响力。

　　四、导演与受众的距离

　　叙述者肯能与被述时间，与所表现的人物和其受述者之间保持或大或小的距离。这一距离可以是时间上的，可以是物理上的，还可以是智力上的，道德的，情感的等等。《华氏911》展现给受众的是“911事件”中遭受着痛苦的人们，伊拉克战场上那些受到伤害的平民，你也许会忘记摩尔的政治立场，而是感受到一种真诚的令人信服的力量。导演迈克尔·摩尔把这些史料重新组合，回看的我们就仿佛经历了一场对历史重新的凝视。看《英和白》时，受众最初不能够理解，白要守护英英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进，随着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增多，受众开始理解他们的相处方式，了解了白的内心孤寂。

　　事实上，距离的多变性决定了受述者对此人物或彼人物所抱持的智力领悟和感情态度的多样性，是决定纪录片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结论：

　　阿兰·罗森萨尔在他的《纪录片的良心》导言中说，“纪录片应该被当作是改变社会的一种工具，甚至是一种武器”。特定叙述者的介入性，自我意识的程度以及的他的可信性，他与被叙或者受述者的距离，不仅有助于描绘他本人的特征，也影响我们对于叙事的解释及反应。并且，叙事的真正主体，是特定事件的表现而不是事件本身；真正的主人公是叙述者，而不是他的任何一个人物。正因为如此，纪录片的导演必须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责任与影响力，应该是纪录片的重要品性。至少对社会和政治纪录片来说是这样。这种责任是纪录片的导演应该担负的，这不仅仅是一种责任更应该是一种义务。

　　参考文献：

　　[1][美]杰拉德·普林斯著.徐强译.《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2]李朝阳.《纪录片<英和白>的文化解读》.《电影文学》.2011年06期.

　　[3]何苏六.《纪录片的责任与影响力》.《现代传播》.200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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