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孟光涛之后的贵州山水画家群，遵循现实主义艺术观念和写实创作手法，通过对贵州自然形态的各个角度和层面的深入关照，描绘了广大复杂、独特真实的地域景观，形成了极具地域色彩的贵州山水画风，展现出一种深沉厚重、野性原始的艺术美学个性。

　　关键词：贵州；山水画；自然；地域景观；审美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7-0183-02

　　现当代以来，贵州美术呈现出极具地域特色的发展趋势。八十年代美术界出现的“贵州现象”，即是贵州艺术家群体在艺术语言及精神内蕴上，对域内独特的人文精神和民族民间艺术的现代性转化和呈现。贵州，这方个性极强的人文与自然的现实存在，成为贵州艺术家创造现代艺术形态的具体依据和精神母源。

　　如果说贵州的历史文化精神和少数民族艺术孕生了贵州的现代艺术形态，那么，贵州的地域地理形态和其蕴含的自然精神，则深刻促进了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强调地域景观特征的贵州山水画风的生成与进一步发展。由于时代精神和文化条件的变化与重置，现代贵州山水画超越了杨龙友、邹一桂、桂百铸等人在描绘贵州山水时，所保持的古代文人山水画的语言形式和审美趣味，而为其注入新时代的现实精神，以贵州真实的山水人文为描绘对象，形成反映时代要求的语言体系和审美内涵，构建起了贵州山水画的现代形态。

　　出生在贵州本土的孟光涛，是最先以写实手法将贵州山水作为主要描绘对象的山水画家。孟光涛的意义是，将“深入生活，对景写生”这一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新山水画”的生成原则，作为艺术语言的主要探索方法，并以此把贵州的地域特征、自然风貌、时代气象作为山水画创作的题材指向和价值来源，首次将贵州山水画纳入了具有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山水画创作思想与审美体系，开贵州山水画表现现实生活之先河。孟光涛对其之后的贵州山水画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正由于他的艺术思想和创作风范的引领，贵州新山水画才能在新一代山水画家的创作实践中继续发展，最终构建起贵州山水画完整的语言形态和地域美学内涵。

　　孟光涛之后，承其写实画风的山水画家以群体的方式崛起，他们以不同的艺术经验和探索方式，将本土地域景观的艺术呈现，推向深入和精微，使贵州新山水画的形式面貌走向多元，并赋予其更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精神。这一群体的代表性画家主要有杨长槐、王振中、熊红钢等。

　　杨长槐出生于黔东南的天柱县。他承其师孟光涛的艺术思想亦师法造化，注重写生，其山水画风格建构的现实依据，就是他常年面对的贵州山水，美术史论家林木说：“长槐的山水画，都有直接写生现实山水的依据。”（林木，2012）在贵州丰富的地域物象的构成元素中，杨长槐选择了“水”作为主要描绘对象。贵州“水”的自然形态极为丰富，堪为贵州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之前孟光涛即把“水”作为重要的表现题材之一，但是孟并没有把“水”作为画面的主体构成元素，亦没有发展处画水的独特技法。杨长槐在取材上与其师不同之处，就是选定“水”这一独立元素，作为画面的重要视像，并将使水成形显态的“岩石”以及树木并置于画面。其物象构成即以水、石、树三者为主体元素，这使得杨长槐的画面结构清晰有序、简洁大气。而在许多作品中，杨长槐甚至舍弃树木，压缩山石面积，完全以“水”营造全幅，这看出杨长槐对水的钟爱，也显现出他努力彰显自己绘画风貌的策略和苦心。

　　杨长槐关照自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视角投向了“峡江流瀑”这样的自然形态，抓住了贵州这种错落遍布的典型的地域景观，并以此呈现贵州自然形态的复杂性。杨长槐这种“以小观大”，以局部透视全局的方式，使“峡谷流瀑”成为其创造个性化图式的自然发端点。

　　王振中早年师从李可染，到贵州工作后，就一直以贵州山水为创作题材。在艺术思想上遵循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强调写实，提倡师法自然，其作品朴厚平实，自然清新。王振中作品图式和笔墨结构保留了李可染的某些形式，这使得他的作品在写实性中加入了理想因素，而他的现实性则体现在对具体事物的描写上。贵州森林面积广大，植被丰茂，树种繁多，混杂而生，呈显出一种幽秘深邃的自然气质，王振中抓住了这种地域景观特征，在作品中注重树木各种特征的描绘，并通过积墨法和反复皴染以表现繁复深重的感觉，进而强化这种气质感受。另外，苗族的房屋建筑也是王振中经常刻画的对象，他通过对这些人文景观的建筑结构和整体布局的写实描绘，将其置入某种具体的笔墨环境中，使树木和建筑连结成一个完整的画面区域，表现出贵州农村特有的生态环境。王振中即以这样的方式，为主观的笔墨图式和理想的整体结构植入了能够触摸和感知的自然形态和气息。王振中的作品中亦有峡谷江河、飞瀑流泉、丘陵梯田，但与杨长槐不同的是，他更注重这些景物的造型程式，即在真实基础上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的存在，这无疑受到李可染“采一炼十”思想的影响。

　　至此，可以明白，王振中对贵州地域景观的表现，首先具有某种全局性，他把山石、峡谷、森林、树木以及房屋建筑、江河流瀑等事物，聚合成一个有机的自然实体，进而通过写实性的笔墨方式生成画面，表现出贵州地形地貌的复杂与多元。第二，他将某些物象，在不脱离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形式的纯化，从而使其与画面整体结构的理想性和笔墨的主观性，形成视觉关系上的和谐。这两点表现出王振中对待自然与艺术，是一种既契入又逸离的态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相武在谈到王振中的作品时说：“极端的变和极端的不变，都不是王振中的现代性取向。他似乎总是立足于变与不变之间，尤其是他对于‘之间’的尺度的把握，令人叹服。”（马相武，2011）也就是说，王振中对贵州地域景观的表现始终保持着一种既客观又主观的方式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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