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纸二首》中说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他十分明确地指出绘画中艺术形象的创造并非以刻意模仿的“似”为标准，而以“生”和“神”作为标准，因为只有“生”和“神”的艺术形象才能获得“解寄无边春”的艺术境界。欧阳修也有过类似的言论：“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欧阳文忠公文集·盘车图》）“神会”和“意会”是中国画家创造高境界的要求，但“神”和“意”的获得不是依靠艺术形象的所谓“真实”，而是要求画家在对物象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以自然的流露为妙，只有达到“心忘方入妙，意到不穷工，点拂横斜处，天机在此中”（恽南田《南田画跋》）的境界，艺术形象的创造才会信手拈来，出神入化；艺术形象虽不似，但却能创造出形外之形，画外之情，画外之神。

　　《画继》记苏东坡有曰：“先生自题郭祥正壁，亦云：‘枯肠得酒芒角出，肺肝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则知先生平日非乘酣以发真兴，则不为也。”从苏轼的例子可以看出，文人介入绘画之后，是绘画的功能与意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于他们来说，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是人的精神获得解放和超越，也是面向超越的精神走向自由、解放与沉醉。又如《溪山卧游录》中的话：只写其诗境之超，画在不言之表。这也许就是在中国艺术中，诗与画境之不可解的姻缘了。

　　画对诗的棘手，其基本前提是诗画有别。文人对此多有论述，主要认为：诗言情，画状物；诗侧重内在心意，画侧重外在物象。从媒介上看，画用颜色和线条平列在空间中，而诗用语言沿直线的时间先后发展；从题材上看，画描绘空间中静止的物体，而诗描写时间中流动的动作；从感官上看，画侧重视觉，适宜摄入空间中并列的许多物体，而诗用听觉，适宜演示事物先后顺序的发展。

　　文人参与绘画，正是按照诗歌的成熟状态来解释、创作绘画，并提升绘画到诗的境界。于是，当苏轼开始提倡“画中有诗”时，他正立足于时代的交叉点：继承诗歌传统与宋代发展的审美趣味的交叉。这必然影响苏轼对前代传统的选择，因此他提出的“画中有诗”是特定情趣的诗，自然导致特定情趣的画。

　　三、结语

　　诗画联姻并能有机地统一于一副作品中，两者之间起到互补和生发的作用，创作出新的意境。这是中国艺术家的创造，是中国画独具特色的地方，也是中国画不朽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周雨.文人画的审美品格[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3]刘墨.中国画论与中国美学[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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