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学刊物在经典形成中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文学经典恰恰是经由文学刊物的推送得以传播、淬炼和沉淀的。本文选取《公报》、《南风》和《越陆》作为澳大利亚文学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的代表刊物，分析这些刊物的核心价值要素，通过这种纵向的分析，透析澳大利亚在一个世纪的跨度内价值的变迁。价值的更替与演变直接导致劳森经典地位的世纪沉浮，最后本文指出文学刊物是文学经典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决定经典地位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经典形成文学刊物文学体制亨利·劳森

　　近年来，国内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方兴未艾，但争论的焦点始终徘徊在经典的范围、经典的特征、经典的重构与解构、经典与文学史的关系等问题上，只有少数几位学者论及文学经典的形成。王宁认为，经典形成的因素有：得到出版和发行、引起批评家的注意、进入大学的文学教科书和载入文学史。童庆炳认为，文学经典建构有六个最重要的因素：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以及发现人（赞助人）。刘意青认为，要成为经典就需要得到持不同观点和情感的批评家、学者和作家的广泛参与和推动；经常出现在文化群体中；纳入学校课程和课本。在国外，经典研究专家佛克马认为，“所有的经典都是由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文本构成——一些在一个机构或者一群有影响的个人的支持下而选出的文本。这些文本的选择是建立在特定的世界观、哲学观和社会政治实践而产生的、未必公开的评价标准的基础上的。”可以看出，以上这些批评家都提到了文学批评在经典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对文学批评具体是怎样形成经典，却语焉不详。我们知道，文学刊物是文学批评的主要载体，它能长期地、动态地、微观地、深入地跟踪文学经典形成的过程，这是其它载体所无法比肩的。但是，上述批评家对此却都没有提及。

　　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文学刊物一直没有受到学界的关注。雷纳-韦勒克（Ren6Wellek）就曾在其六卷本《现代文学批评史》（AHistoryofModernCriticism1750-1950，1981）中宣称，美国文学批评史上没有文学刊物的一席之地。但是，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文学刊物逐渐进入学界的视野，韦勒克的这一观点也遭到猛烈抨击。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在《文学刊物与现代美国文学批评》（JoumalsandModemAmericanCriticism）一文中把美国文学分为三个阶段，分别讲述文学刊物与美国文学批评之间的密切关系：20世纪20年代，严肃的文学批评初露端倪；40、50年代新批评极盛时期，文学批评有所发展；60年代后的“理论”时代，文学批评取得了长足发展。卡勒认为，文学批评的大发展得益于文学刊物，这些刊物促进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促进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沟通，而且还推动了文学批评潮流的发展、演变与更替。由此，可以想见文学刊物对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影响。

　　澳大利亚著名文学批评家戴维·卡特（DavidCarter）对文学刊物的研究比卡勒更进一步，他指出，“文学所涉及的不是作为个体的文本或作家，而是一整套体制以及体制化的运作。体制控制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中文学意义的产生与传播，这些体制性机构包括商业性的出版社、公共设施（如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澳大利亚协会）、高等院校和中学的课程教学大纲、文学奖项、文学协会、报纸和杂志等。”卡特不落窠臼，从文学体制这个全新的视角重新探讨文学的本质，而文学刊物作为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就成为文学本身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

　　文学刊物如此重要，那么它与经典形成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文学经典“集中关注哪些作品可以放入教学大纲和文学选集，关注文学作品评价体系的根源，关注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卡特分析了体制与经典形成的关系：“文学体制决定了在特定的情况下作品处于何种地位。体制决定了何种作品可以出版、何种作品可以评论，何种作品可以在学校里教授、可以再出版，何种文学的地位是重要的。”换句话说，体制决定了“在特定的文化、传统或文明中，最上乘、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可见，在卡特看来，是文学体制决定了文学经典。那么，体制是怎么决定经典的呢？卡特指出，“批评家们意识到，在教什么、教谁、什么作品能被选人文集、什么作品可以出版、什么内容可以写、什么内容不可以写这一系列的问题背后潜藏着一个根本的观点：一个文化最重视的价值以及其中的原因。价值评判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寻找我们所需要的那些价值。”这段话清晰地点明体制评判经典的标准其实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价值”，而这些主流价值是动态的、多元的、复杂的，在这些价值的交替中，不可避免地互相碰撞，而每次撞击都是通过文学经典体现出来。

　　文学体制包括许多方面，每个方面都对文学经典的形成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如文学奖项就是对经典作家的一种权威地认可与肯定。由于文学刊物最能够微观地、动态地、全面地、长期地跟踪文学批评的动态，而且文学刊物上的批评是文学选集、教科书和文学奖项评选等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刊物上的批评决定了体制的其他方面，因而本文选取文学刊物来阐述文学体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另外，本文以澳大利亚经典作家亨利·劳森（HenryLawson，1867-1922）为例来阐述这一关系，之所以选取劳森，是因为他是澳大利亚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百多年来他受到批评家的持续关注，他的作品早已成为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试金石。通过劳森，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文学刊物与经典建构之间的关系，可以领会各种“价值”在文学经典问题上的激战。

　　一

　　到20世纪末为止，澳大利亚文学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19世纪末开始的民族主义文学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新批评阶段和80、90年代的“理论”阶段。在每个阶段中，文学刊物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在1901年，澳大利亚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史蒂芬斯（A.G.Stephens）就曾指出：“澳大利亚文学是喝着文学刊物的乳汁长大的。”在第一阶段的民族主义文学阶段，《公报》是最具代表性的刊物，它鲜明地倡导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以《公报》为代表的刊物为澳大利亚早期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报》是由阿奇博尔德（J.F.Archibald）和约翰-海恩斯（JohnHaynes）于1880年在悉尼创办的周刊。从1896年至1932年，史蒂芬斯主持“红页”（theRedPage）专栏期间，《公报》发展到鼎盛时期，史蒂芬斯也成为当时极富盛名的文学批评家。澳大利亚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里奥·坎特雷尔（LeonCantrell）在史蒂芬斯的文学选集中曾这样评价：“史蒂芬斯是澳大利亚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在19世纪90年代以及20世纪最初的30年中，他的批评和编辑工作，尤其是通过《公报》‘红页’专栏所做的评论，树立了他在澳大利亚文学界无与伦比的声望。”

　　《公报》诞生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情绪非常高涨的年代，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民族意识觉醒。当时的英国在澳的六块殖民地上，人们强烈要求脱离英国，建立独立的澳大利亚联邦。《公报》是这场反英的斗争的急先锋。创刊人阿奇博尔德生于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父母都是爱尔兰移民，他继承了爱尔兰人强烈的反英意识。史蒂芬斯生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他的父亲是澳大利亚人，母亲来自苏格兰，他和当时澳大利亚众多的爱尔兰和苏格兰移民一样，对英国具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曾在1899年12月9日的《公报》上用了“红页”的整幅页面登载了他的文章《写给澳大利亚人》（ForAustralians）：英国对澳大利亚的歧视非常荒唐，其依据就是澳大利亚的事物与英国不同。这种歧视一直妨碍澳大利亚人欣赏自己美丽的国土；但时间教会了我们智慧。我们逐渐认识到世界上没有比澳大利亚桉树更漂亮的树了……有些英国小说中说我们的花朵没有花香，我们的鸟儿也不会歌唱，我们已经学会了耻笑这种荒唐至极的言语。看吧！整个丛林都充满了芬芳，没有哪块土地上的树木散发的芳香比我们的更加浓郁一正像诚实的英国人亨利·金斯利所证实的那样，相比之下，英国长着雏菊的草地变得平淡而土气。如果你越过回归线，在晨曦中走到户外，空气中充满着一百多种美丽花朵的芳香……又一次，是遗传和习惯背叛了我们……让我们用澳大利亚人明亮而清晰的眼睛，看看我们的祖国和生存在这里的动植物、树木、河流和山川，而不是用英国人带着歧视的和模糊的眼镜来看澳大利亚；世界上没有更美好、更美丽的国家了。

　　在这段话中，史蒂芬斯认为澳大利亚人应该摆脱英国人强加给澳大利亚人的那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摘掉歪曲澳大利亚现实的英国式的眼镜。他认为如果没有外来的干预，澳大利亚人会清晰而准确地观察到澳大利亚土地美丽的一面。在史蒂芬斯眼里，是因为英国人向澳大利亚人灌输了一种不利于澳大利亚的偏见，才使得澳大利亚人不能客观地观察澳大利亚的可爱之处。字里行间渗透着史蒂芬斯对英国的反感。不仅如此，史蒂芬斯还对英国文化嗤之以鼻。1900年，当英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约翰-拉斯金（JohnRuskin）逝世时，史蒂芬斯对这位英国的重量级人物不屑一顾，他认为，“拉斯金才疏学浅、在知识界一钱不值……拉斯金的文艺理论都是异想天开的胡言乱语。”除此之外，史蒂芬斯崇尚友善的波西米亚风，嘲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败坏，倡导对普通人的理想化以及现实主义，这些都是对英国文学价值观的颠覆。史蒂芬斯在反英的同时，主张寻找澳大利亚独特的民族特性，即澳大利亚性，这一倾向在文章《写给澳大利亚人》中也反映得淋漓尽致。

　　史蒂芬斯作为《公报》的编辑，他的文学观与经典形成有何关系？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帕斯卡·卡萨诺瓦（PascaleCasanova）曾指出批评家的影响力：“由于批评家的鉴赏力在整个文学界已成共识，尤其是德高望重、闻名遐迩的批评家，那么，他们所做的评判——不管是对作品的肯定还是贬低——都会造成客观而难以估量的影响。”史蒂芬斯的见解伴随着《公报》巨大的发行量传播到家家户户，引起了广大读者强烈的共鸣，使得他在当时的澳大利亚叱咤风云，卡萨诺瓦所说的“对作品的肯定还是贬低——都会造成客观而难以估量的影响”其实就是指重要的批评家在经典形成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批评家的文学观也就相应地成了评判经典的价值标准。因而，史蒂芬斯强烈的反英态度成为当时评价作家作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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