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为了批判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即自由主义民主，齐泽克分析了阿伦特“左翼中间派的自由主义”。他认为重提极权主义是不合时宜的，作为意识形态性的概念。它有效地阻止了真正激进的思想和行动。接受这一观念，就意味着深陷于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坐标。齐泽克反对把极权主义视为整体性的。通过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二者尽管有相同之处，但更突出的是巨大的差异。他的结论是：斯大林主义始终蕴含着一种解放的潜能，因为哪怕在最黑暗的斯大林主义内部，也包含一个赎罪的维度。齐泽克这种论述既有深刻独到之处，又面临着新的理论难题。

　　关键词：齐泽克阿伦特极权主义行动

　　齐泽克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是针对汉娜·阿伦特而展开的。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对极权主义进行了历史解释和概念建构，并以自由一民主（liberaldemocracy）为理论参照，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齐泽克则有着不同的理论任务，他致力于批判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在政治上的表现：自由一民主制。他认为极权主义这一概念在当前并不合时宜，反对将其视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并批判了阿伦特“左翼中间派的自由主义”立场。通过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进行比较研究，他得出了一个黑格尔式的结论：哪怕在最黑暗的斯大林主义内部，也包含一个赎罪的维度。齐泽克的论述既有深刻独到之处，又面临着新的理论困境。

　　一、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分析与批判

　　阿伦特的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完成于1949年，1951年初版时题名为《我们当前的负担》。在1958年修订时，增补了一篇结论性的文章《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作为最后一章，书名也被改为现在的名称。阿伦特在《前言》部分开宗明义，提出要解决两个中心问题。第一，必须把极权主义视为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来考察，因为极权主义与过去所有的政治形态都迥然不同。过去无论多么专制和残暴，都没有把人划分为应该被消灭的人种或阶级，在集中营或劳改营中进行集体改造与屠杀。历史上的政体，也从没有像极权主义那样公然取消人的道德，甚至把服从它的顺民也消灭掉。第二，对战后欧洲的“后大屠杀”时代的悲剧景象，阿伦特致力于用极权主义概念加以分析与阐释。她既反对盲目乐观，也反对悲观主义的态度，尽管“进步”和“毁灭”其实是一枚硬币不同的两面，但她“明显更担心的是看不到希望的悲观”。面对“政治和灵魂世界的所有传统因素”被消解，阿伦特决定探寻导致这一消解的“隐含的机制”，即极权主义的残暴本质和运行机制。她力图对事实进行分析而不是向这一瓦解进程妥协。

　　反对历史决定论，是阿伦特立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在阿伦特看来，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民主政治和神学传统的消解进程，作为事实已被大多数人接受。二战后西方世界接受这种对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解释并拒绝直面它们，这“已经成了一种无法抵制的诱惑，原因不仅在于它披上了‘历史必然性’的虚假的庄严外衣，还在于这一进程的事物，都显出了无生命、无意义、非真实和冷血的特征”。但是我们只有冷静地深入反思，才可能对“不幸乃不可避免”的历史决定论大声地说不，因此理论家首要的任务就是勇敢地面对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真实，直面欧洲战后极度衰败的震惊性体验，不退缩，不回避。书写欧洲的社会真实状态，分析导致大悲剧的深层原因，也成了阿伦特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

　　阿伦特从存在状态与意识形态机制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极权主义形成的原因。《极权主义的起源》结论部分把论证重心从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转移到其意识形态机制方面。阿伦特指出，这套意识形态以“种族斗争”或“阶级斗争”为前提，试图对人类整体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做全盘解释。它认定人类整体的历史意义在于实现“纯粹人种”或“无阶级社会”这一终极目的。极权主义者自认为是人类伟大目标的执行者，为了达到绝对的历史目的，他们偏执地寻找破坏或偏离历史过程的危险分子，名正言顺地摧毁既定的社会结构，集体清除他们所认定的敌人。阿伦特明确提出，法西斯主义使人们变成“受害者”，斯大林主义则导致大量个体“被处决”，在其中，“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始终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它起到了一种准备‘受害者’和‘被处决者’的作用，而这正是极权主义本身所要求的主体地位”。在这里，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强迫性的逻辑形式，它使人们产生了孤独感。阿伦特认为这种孤独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存在状态，在工业化晚期和帝国主义的上升阶段尤为如此。孤独最终制造出了漂浮的、无根的与孤立的群众。“在极权主义登峰造极阶段，孤独彻底摧毁了社会关系，也摧毁了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它摧毁了体验和思想。”这就是说，极权主义的理想化的主体并非铁杆的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者，而是那些被孤独击垮的人们，他们再也分不清事实和虚构，分不清正确与错误。是非善恶界限已经完全模糊，社会现实和个人体验也无法区分，标准已经不复存在，唯一能做的就只是服从。要么服从自然，要么服从历史。这正是极权主义所真正需要的。

　　阿伦特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用人类内在的自由去行动，这与她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复兴者的身份密不可分。她倡导以彻底自由的行动，去开创一个全新的开端。她不无乐观地指出，极权主义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极权主义的统治，携带着自我破坏的病毒。”其目标是阻止一切新的开始。不过，这在阿伦特看来是绝无可能的。在她存在主义的思想背景中，人的存在正是取决于新的开端的可能性，取决于新生命的诞生而不是死亡。因此，人具有一种内在的自由，足以开创新的阶段。自由是一种开始全新事物的能力，对此类全新事物的结果无法被控制也不能被预测。她信奉的另一条简单真理是“历史上任一阶段的结束都意味着另一个新的开始”。旧时期结束保证了新时期的开端。而在开端真正成为历史事件之前，人们拥有极大的政治行动的自由。阿伦特引用了奥古斯丁的名言，“一个由人类创造的开端产生了。”她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开端由每个新生命来保证，确实是由每个个体来保证。”

　　阿伦特把反极权主义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存在的奇迹”上面，寄托在新出生的生命那里，然而这种解决方案似乎显得有些软弱无力。因此，如何彻底根除极权主义，如何开创一种新的政治样态，将成为此后的思想家持续讨论的话题，这也是齐泽克关于极权主义的理论思考的出发点。

　　二、齐泽克对阿伦特的批判之一：不合时宜的极权主义概念

　　在《有人说过极权主义吗？》中，齐泽克尽管也讨论了阿伦特的核心问题，如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主体地位的作用如何实现等，不过他并非旨在“对极权主义观念进行另一种系统的考察，而是以维特根斯坦的方式，视之为家族相似的网络”。他批评的重心不在于阿伦特的全部论点，而主要针对她著作的最后一章《意识形态与恐怖》而展开。齐泽克并不反对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本身展开批判，而是着力强调这一概念的不合时宜性。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森·巴林巴赫所言，“有意思的是，齐泽克的论述并非以探讨极权主义理论和这个概念为主旨，而重在指出它出现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刻。”齐泽克认为这一概念模糊了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界限，它是意识形态性的，目的是维护自由一民主的霸权地位。

　　东欧崩溃和苏联解体，作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是理论界尤其是左翼学者无法回避的话题。齐泽克来自前南斯拉夫国家斯洛文尼亚的特殊身份，更使他对此持续关注并格外敏感。伊安·科尔肖指出，“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退出历史舞台，迫使历史学家以一种新的眼光检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异同。”∞弗兰西斯·福莱特（FrancoisFuret）在他后期很有影响的著作《幻觉的破灭》中也认为，斯大林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不只是简单地具有可比性，更重要的是二者分别建构了“它们自己的政治范畴”。这都为齐泽克提供了更加深广的思考背景。他认为把极权主义当成一个理论范畴来用是大有问题的。这一概念过于宽泛，无法用以准确地区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因此绝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理论概念，而是一种策略，一种权宜之计。“它不但不能使我们用脑筋思考，使我们获得一种新的洞察力分析描述这一概念所针对的历史事实，而且免去了我们思考的责任，甚至主动阻止我们去思考。”凹其著作标题DidSomebodySayTotalitarianism？FiveInterventionsinthe（Mis）UseofaNotion已经暗示出作为观念的极权主义及其实体之间的内在张力。

　　与阿伦特面对战后欧洲的一片废墟进行反思不同，齐泽克面临着一个新的理论任务：对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在政治方面的主要表现——自由主义民主进行批判。他从不掩饰自己激烈的反资本主义态度，尽管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在物质方面有了很大进步：我非常清楚，人们应该没有丝毫讽刺地表达自由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就：或许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没有这么多人享受过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与物质生活。然而，令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是，这一世界新秩序被视为一个不可动摇的过程，它仅允许适度的缓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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