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善识人，贵知己

　　大学“善识人”“贵知己”是指大学要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变化，不能一味的沉浸在自己的“象牙塔”中。英国学者阿什比用“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来论述自己对大学的认识与理解。他认为，“遗传”是大学对自己应有文化的传承而“环境”则是促进大学改变的外部力量。大学在适应外部环境的同时，一定不能丢弃的是自己对学术自身的守持。有数据显示：“1900年12家最大的企业中，到了2000年只有一家仍然存在。然而1900年12所最大的公立和私立大学，一百年后每一所大学都依然存在并持续发展”。故此，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博林格在2012年11月北京论坛上提出：“大学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在于，即便全社会已失去了理性，它依然能够提供理性的思考与教育。大学对社会的影响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引导之上。”

　　所以，一所富有智慧的大学是能够将“戴尔菲神殿上的那句铭文（‘认识你自己’）”时刻铭记的大学。当世界风雨变化，世间沧桑易辙，大学总是能够以合适的形式改变着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方式，但是又能够像“大学”这个名字一样，从不改变自己对学术和理性的坚守，从不忘记自己为人类谋福利的历史使命。

　　三、识时势，知当务

　　“识时势，知当务”较为恰当的解释可能是《论语·颜回》中所言“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其本质意思就是在合适和恰当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而做这些事情的前提是这些事情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处世之道。所以，“识时势，知当务”一定是建立在“知己”的基础之上的。也可以说，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判断“时势”与“当务”是不是利于完成自己的使命与责任。

　　这就要求大学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和考量当前的形式对自己使命与责任的意义。如果大学过于保守，那么就应该走出去，多参与社会生产与服务，利用理性的力量去引导社会的发展，做到布鲁贝克所说的“大学即教会”；如果大学过于开放，那么就应该退回“象牙塔”，不要过多的涉足经济利益，更不能因为眼前的物质利益而荒废了大学最为久远的使命与责任，毕竟大学要“为历史与未来负责”。大学要在社会需要自己的时候挺身而出，更要警醒的关注自己的状态，在社会过多干预到大学学术发展的时候全身而退。把“入世”与“出世”巧妙的融为一体，既能够解社会亟需，又能够不为“近功”而舍弃“远利”，这才是大学“识时势，知当务”的最好状态。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沃特·梅兹格.美国大学时代的学术自由[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4]波恩鲍姆.高等教育的管理时尚[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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