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智”在儒家心目中是一种理想人格，位列三达德。与西方将“智”等同于“辩论”和“客观知识”不同，传统儒家将“智”界定在为人处世的大学问、大智慧之中。在中国古代，智被界定为：“智即知，（智者）即无所不知的人。”由于智与知之间存在同一性，所以在大多数中国古代的哲学和宗教文献中，“智”常常被写作“知”。这说明在远古中国人的头脑中，智起初是从知发展而来的。

　　[关键词]儒家理论；教育；认知理解

　　【中图分类号】B8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4）01-217-1

　　以人文社科知识为研究核心的儒家并没有将对“智”的认知停留于外倾型的客观事物之上。（《论语·子罕》）何谓“智者不惑”呢？孙绰云：“智能辨物，故不惑。”朱熹云：“明足以烛理，故不惑。”在本质上，“明理”就是要求君子利用自己的所学与常识做到如下三点：1.明是非，辨善恶；2.善识人，贵知己；3.识时势，知当务。总体观之，“智”在儒家的理论中被赋予了至少了两层含义：一是外在的客观认知，即“格物致知”；二是内在的为人处世之学，通达“平天下”的君子之责。

　　反观今日的中国大学似乎缺少了儒家文化的些许“智”趣。大学将关注点放在了科研与服务经济上，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似乎忘记了自己的文化使命与社会责任，忘记了自己立德树人的根本追求，毫无疑问，大学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自己。“智者不惑”，大学要走出迷茫的路途，也将回首2500年前孔子的智慧，像一位谦谦君子那样，明是非、贵知己、识时势，用卑以自牧姿态守住自己的精神。大学之“智”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明是非，辨善恶

　　“明是非、辨善恶”并不是要说大学不分善恶是非，而是说现在的大学在利害面前忘记了单纯的是非判断。1945年，第十八届浙大毕业典礼上，时任校长竺可桢发表名为《大学生之责任》的演说，告诫青年学子，“在现代世界你们得认清三点：知先后；明公私；辨是非。我们应该只知是非，不管利害。”“只知是非，不管利害”不仅仅是竺先生对学生的叮嘱更是他对大学责任的告诫。大学必须要以社会和民族的利益为立足点，同时，由于大学具有其国际性和普世性，那么任何一国的大学都必须以人类的福祉为最高的追求，也就是儒家所谓“大同”世界。

　　在明是非，辨别善恶的过程中，大学必须清楚的意识到，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不能附加太多的物质利益与世俗争执，必须实事求是，更不应该有门派偏见，学霸、学阀的作风。然要保证大学做这一点，首要赋予大学的就是学术自由，大学在履行学术自由权利的前提与基础就是大学要如实履行社会职责，将社会的福利作为学术自由之基。1940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与美国学院联合会（ACC）经过长达15年的思索与努力终于达成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声明》开篇写道：“大学是为了社会共同利益而存在，并非追求教师个人利益或学校自身利益。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就必须保障大学教师对真理的自由探索和阐释。”因此，大学的智慧之一就在于明是非，辨善恶，知道自己是谁而存在，自己的价值取向，一旦坚定了自己的价值立场，走向“十字街头”的大学也不会有太多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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