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后殖民主义理论从诞生时便招致了许多批评，在这些有关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批评中，印度马克思主义学者艾贾兹·艾罕默德的批评无疑是最为著名和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了后殖民主义理论，艾罕默德在其著作和论文中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赛义德、巴巴的许多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后殖民主义批评中仅仅重视话语分析而忽视政治、经济因素的缺点。

　　关键词：艾贾兹·艾罕默德 后殖民主义批评 马克思主义

　　艾贾兹·艾罕默德（Aijaz Ahmad，1947— ）是当代印度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印度和西方多所大学任教，目前是印度尼赫鲁纪念馆和图书馆当代研究中心的成员之一。艾罕默德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赛义德、巴巴的许多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其理论著作《在理论中：阶级、民族与文学》（In Theory： Classes， Nation， Literature）中，他重点批评了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一书中的观点，其中还涉及到了霍米·巴巴的杂交理论。此外，艾罕默德还在其不少学术演讲和论文中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也进行了批评和思考。目前，国内学者对艾罕默德的后殖民批评进行系统研究的还很少，本文通过介绍艾罕默德的后殖民批评，以期对艾罕默德的后殖民批评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

　　1978年，赛义德的《东方学》（Orientalism）的出版标志着后殖民主义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理论进入西方批评界。《东方学》出版后，不断招致学界的批评，如赛义德跨越文学、政治、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能力，他自身的民族身份问题等。艾罕默德注意到了学界对赛义德的批评，并在《在理论中：阶级、民族与文学》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批评。他采取马克思主义左派的批评立场，着重强调后殖民主义理论常常忽略掉的经济、政治问题，同时，他很敏锐地发现赛义德采用了众多的不可兼容的理论资源，这种混合视域使艾罕默德的批评具有一种宏观的高度。

　　艾罕默德认为，《东方学》的出版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着紧密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地的反帝、反殖运动普遍高涨，伴随着美帝国主义兴起的则是共产主义运动世界大范围内受到重挫，先前的革命战争转向了一些新兴的世界合作组织。右翼在全球范围内进攻，左翼及民族进步力量在后退，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新型知识分子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并与社会主义保持距离，避免与任何劳工发生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打着尼采的极端反人文主义旗号，为自己营造一种反资产阶级的姿态。这种势力受到法国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巨大影响，他们以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德里达、拉康、克里斯托娃等批评家的名义进行着宣传。马克思很早就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着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着眼于阶级斗争，是真正的反帝国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在艾罕默德看来，受法国高雅理论影响深远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虽然反对西方殖民统治，但他们采取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他们对政治经济分析不感兴趣，忽视革命和对殖民的有效抵抗，而将注意力转向殖民话语的真空中，对抽象的文学文本、理论术语产生了依赖般的认同。因此，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艾罕默德指出，赛义德在《东方学》中批评西方自古至今的东方主义话语有点本末倒置，这种所谓的殖民话语分析避免了触及全球最为紧迫和直接的政治、经济不平等问题，这才是东方主义话语背后的真实所在。从这个角度而言，后殖民主义根本算不上一种激进的文化理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带有明显欺骗性的调和性理论。

　　艾罕默德还发现赛义德在定义东方学时的方法论混乱问题，这主要体现在：第一，赛义德试图占据着互相矛盾的理论位置；第二，他以一种互不兼容的方式定义其知识目标与东方学；第三，他采取的是接近马克思主义但事实上又是敌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使他没能够获得一种反帝国主义的立场。这种混乱，主要体现在赛义德采用的奥尔巴赫的人文主义和福柯的话语理论之间的冲突。这两个理论都与尼采的反人文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表征理论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赛义德承认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与《规训与惩罚》中建构的话语理论对于确立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但在艾罕默德看来，赛义德对福柯的话语理论存在诸多误用现象。其原因在于，福柯认为马克思的话语理论是一种政治经济话语，他并不同意马克思认为的历史是政治经济决定的观点。福柯认为权利无处不在，任何真理都不过是一种权力化的建构。马克思主义将权利视为一种阶级的对立和压迫，其背后是经济和利益关系。而赛义德定义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政治经济话语，而是文学化的自己加以命名的东方主义话语。赛义德将福柯的话语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资源，但是他拒绝接受福柯自己建构的历史观。奥尔巴赫是西方人文主义的代表，其著作《模仿伦》在西方批评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奥尔巴赫试图借助于欧洲早期的人文主义去补救西方文化即将失去的完整性与一致性，并揭示出西方文化的综合性、多样性和丰富性。赛义德的矛盾之处在于他将福柯的反人道主义与奥尔巴赫的人文主义不对等地结合起来。福柯和奥尔巴赫定义的东方主义具有不同的内涵，福柯迫使赛义德将东方主义话语追溯到18世纪，而奥尔巴赫的高度人文主义则迫使赛义德将话语追溯到西方连续的文化传统之中，直至古希腊。如果东方主义话语开始于埃斯库罗斯、但丁、马克思和伯纳德·刘易斯，那么在何种意义上18世纪又作为东方主义话语命名的起点？艾罕默德的结论是：赛义德提供了不可互相兼容的东方主义定义，以至于同时采用福柯式和奥尔巴赫式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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