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在民族学方面的实践十分丰富。早年间孙立平、郭于华等主持开展了"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该计划进行了8年,选取了河北、陕北、四川和东北的4个村子进行口述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并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如郭于华、孙立平的《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郭于华的《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等；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钟华编的《大山的女儿：经验、心声和需要-山区的妇女口述》以及余未人的《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等书籍都以少数民族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记录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形貌。这些口述史研究和著作从社会学或民族学的角度出发,常常以事件或人物的片段构成,目的是以口述史为研究方法走人田野,阐释口述背后深层的文化内涵。

　　三、口述史的特点。

　　在民族学研究中，口述史作为其主要研究方式之一，在与历史学研究的交往中，它突出的反映了口述史的特色。

　　1、口述史把民族学的研究延伸到人民大众中去,反映了他们的心声。英国社会史学家埃里克谈到："普通人对重大事件的记忆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认为应该记住的并不一致"。这说明,为了使历史事实能获得最大程度的还原,应改变过去只注重官方表述的传统,而使历史研究回归到历的主体-人民大众身上。普通大众不应只是得到书面上那一句象征性的承认,而且应在提供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上的历史知识方面扮演主动的角色。在这方面,口述史料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普通大众的口述,则为了解事实真相提供了直接证据。

　　2、口述史可获得开拓性材料。我国的少数民族多处在偏远地区,经济文化相对不发达,历史上许多民族无自己的文字或者文字出现得较晚。相应地,民族文献史料也较为欠缺。民族的历史主要通过口头的方式代代传承。调查者通过有意识的寻找,可以发现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使得口述调查往往具有"拓荒者"的性质,从而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

　　3、口述史提供的客观史料可以与历史文献相印证。文字史料一般都会留下编撰者的主体意识,我国古代的民族史料多数是由汉族人或官方表述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偏见或歧视,甚至美化或歪曲历史事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的客观认识。把口述材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才能更好地了解历史真相。民族传说、古歌、史诗在民族群体中广泛流传,为他们所普遍接受与认可,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正因为口述材料来自于普通大众,所以它才会有文献史料所不能比拟的客观真实性。塞缪尔说："口述证据是接近最可靠、最自然的历史事实的最佳途径,因为日常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说不受思想回顾的影响,而文献则不然"。文献只反映了少数人的意志或者是一部分的历史事实。

　　4、口述史可以通过口述者的声、情、貌记录历史,使历史变得更加生动、立体、真实。纳日碧力戈说："在口述史操演中,语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抑扬顿挫,喜怒哀乐,尽在其中,语调本身就能够表达多义,这是文字史所没有的"。语调、眼神、手势、氛围、讲者、听众等等现场要素,都会共同作用表达丰富、微妙的意思,不置身其中便不可能捕捉不能感悟。而录音、摄像等现代科学技术与口述调查的结合,使之变成了现实。

　　纵览口述史学的发展之路，口述史方法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广泛性的吸收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我们看到使用口述法作为研究工具的学者们不断积累的研究实践又带动了口述史学研究模式的演进，口述史的研究模式既包括它的方法论理念，又包括它的实际研究做法。随时间的推移，大致可分为"客观纪录式"和"主动参与式"两种，这与人类学的主位研究、客位研究是相契合的。记录式流行于口述史的早期，追求的是客观历史过程和历史的本真状态，主张口述史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始终要有置身事外的态度，对当事人和采访内容做旁观者，绝不能掺入研究者的个人主观意识。而后期出现的参与式则主张研究者与研究对像之间要有积极的思想交流，启发当事人为研究尽量提供丰富的史料，研究者再据此进行自己的判断与评价。口述史长期实践证明，记录式研究虽然在追求历史的真实和客观，但却忽略了口述者本人记忆不准确，主观性过强的可能性，因此，追求纯粹历史客观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参与式口述史研究主张，口述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证明人们对以往历史的认识是怎样形成的，口述研究者通过导向性的或是针对性的提问和对事件的评价展开与当事人的互动，完全可以启发当事人从内心深处审视过去。参与式口述史使得研究者可以积极地在采访前设计问题和提问方式，采访中主动启发被采访者，事后在口述史作品中对历史现象提出质疑和解释。其实，由于口述法的使用中记录者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调查工具，所以绝对的客观记录是难以实现的，从这一角度完善参与式的口述调查相对更有意义。

　　四、口述史法的缺陷与不足，面临的质疑。

　　正是由于口述法的这种难以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身特色的主观性，口述研究存在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口述史学发展的最大问题在于："记忆如何运作，记忆是否可靠，受访者是否反映大多数群众的心声。"杨祥银将记忆的不可靠性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受访者失去对过去的记忆。其次，由于怀旧主义和个人感情色彩故意扭曲记忆。最后，口述者的回忆受到现实生活经历的影响，在回忆时可能明显地反映出口述者的个人心理变化。

　　定宜庄指出，受访者的遗忘以及对于历史事件的"虚拟"是口述的重要不足与缺陷。她认为有些遗忘属于年深日久，记忆偏差所致，是无意识的，但有些口述所遗忘的内容却是有一定选择性的失忆。她认为产生虚拟现象的原因，有些是出于某种动机的故意编造，有些还是口述者为显示自己的见闻广博而进行的炫耀，更有甚者仅仅是为了讨好并取悦采访者。

　　但是，定宜庄并没有将口述完全否定，她同时认为口述中存在的所谓不足，在历史文献中也广泛存在，只是表现的形态不同而已。她提出史家修史对于史料是有所取舍的，往往选择的只是那些自己认为有必要流传后世的史料，无论是从修史的道德标准出发，还是从上层统治集团的阶级利益出发，都决定了某些历史文献，并非客观、如实地反映历史原貌。因此，定宜庄认为，尽管一些受访者虚拟了口述内容，但与修史者选择性地收集和利用史料，仍有相通之处。因此，口述的缺陷，也同样是历史文献的缺陷。笔者的体会是，不该纠缠所谓"口述与文献何者更能反映真实"，而应该琢磨"口述与文献"在反映历史真实方面各有什么特点。

　　除了具有以上一些不足外，口述内容在从录音转化为文字文本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如实地反映出所透露出来的相关信息，仍然受到一些来自学界内外的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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