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培育现代慈善文化责任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同时带来了对慈善事业的突出需求。通常来说，一个社会效率越高，对慈善的需求也越高。从辩证法观点来看，效率意味着强者对弱者的排挤，而慈善则代表着强者对弱者的援助。强者与弱者之间这一既排挤又援助的张力，正是让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内在机制。然而，在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今天，在许多需要用慈善去弥补市场竞争及政府调控之缺陷而带来的社会不公时，人们常常看不到慈善的在场，即使在场，往往也显得势单力薄。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不尽如意，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也说明了在中国，慈善事业未来的发展空间巨大。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慈善文化作为其精神支撑，为此，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是发展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一、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再认识

　　慈善文化是植根于人类社会并随之变化而发展起来的。笔者认为，慈善文化是指社会对有关慈善知识以及慈善态度的一种意念模式和思想体系。在历史上,我国慈善文化源远流长，民众们也长期秉有乐善好施、互助友爱的良好氛围和乐于奉献的精神。然而，在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当今时代，我们的慈善事业却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确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慈善文化有一个再认识。

　　其一，从生成基础来看。不同的民族及其生存环境是生成不同慈善文化及其独特表现形式的实践基础。小农经济和宗法血缘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显著特点，由此形成了以"家国同构"为政治结构的中国古代社会。这种带有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和封闭的小农经济渗透于社会整体，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样背景下生成的慈善文化也就具有显著的封闭性。

　　其二，从人性论层面来看。人类历史上素有人性"善恶"之争。在性善论占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慈善文化的哲学基础无疑是性善论,认为人性固有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个善端是引导人们扬善抑恶的力量之源，并确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仁"是道德情感和伦理规范相结合的范畴。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的思想，《礼记·礼运》为人们描述了"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但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下生成的慈善文化更停留于道德引领或号召,没有强制力约束或制度规则,最终也就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公益意识和慈善意识。

　　其三，从政治文化来看。"仁政"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根本。这也导致了政府的仁政与民间慈善活动无法并存,因为民间慈善必然从侧面印证了政府的不"仁"。因此,传统的慈善活动多是由政府主办，除了救济功能外,还有社会控制的功能。[1]自古以来，政府就几乎包办了所有社会福利事业。即使建国后，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政府完全包办社会保障，慈善活动一度消失40年之久。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被视为我国慈善事业恢复的标志，但真正对慈善事业明确定位和对其作用的客观认可则是在十年之后。然而，由于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或带来的政治挑战过度担忧,导致慈善事业不能从根本上突破由"官办模式"向"民办模式"转变，这都导致了当前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滞后。

　　最后，从行为模式来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所言：属于遵循"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即人与人之间以人伦亲疏为序，一圈一圈向外扩散。凡与自己有亲属关系的为近,无亲属关系的为远；相识者为近，不相识者为远；与自己有利益关系者为近，无利益关系者为远。[2]缘于此，中国人的慈善原则往往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这与现代慈善对"陌生人的伦理"的慈善精神截然不同。因此，我国的传统慈善文化有着内敛性特征，缩小了慈善对象应有的范围，也妨碍了普通人对慈善事业的普遍参与。

　　当今世界，慈善事业的发展已然经历了"现代化过程"，在一些具有悠久慈善传统的国家或文化体中，从观念到实践，"慈善文化"都经历了深刻变化。因此对于中国，不可能像动手术一样，将古与今之间"断裂"的慈善文化接上就行，而是必须在继承传统的慈善文化基础上，加以现代化改造，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

　　二、责任: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的逻辑起点

　　在现代社会，慈善属于社会范畴，是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域"，既不适合市场的利润逻辑，也不适合政府的公共服务逻辑，而是公民或慈善组织基于一定的价值判断而作出的公益行为。因此，公民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慈善的主体。公民行善不是简单出于做好人好事的动机，而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责任不是份外的德行，而是自我内化的社会义务，是现代公民在公共生活中人本思想的体现。

　　首先，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要求改变政府在慈善活动中的高调存在。在中国现行慈善体制中，慈善组织自上而下的发展，突出体现为官民不分，行政化控制的状态。登记注册难的"合法性瓶颈"；获取本土捐款难的"资源瓶颈"；以及某些地方政府直接操盘，大刮"慈善风暴"的行为，都导致了当今中国慈善生态的不乐观局面。

　　实质上，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必然要求公民成为慈善的真正主体。需要通过加强慈善立法，推动"官办"慈善组织去行政化；大力发展草根慈善组织；解除公民捐款限制；开放民间组织尤其是私募慈善基金会从事慈善的空间等一系列行为，来落实"公民"在慈善行为当中的"高调存在"。这，应被视为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乃至推动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政治前提。

　　其次，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要求做到尊严慈善。现代慈善被定义为以慈善组织为中介而发生的对陌生的他者的伦理关怀，"平民"则是现代慈善活动的主体和基础力量。慈善就是今天有能力的人帮助明天可能有能力的人，从而使人人都成为爱心火炬的传递手。因此，慈善的空间应当是人与人的平等空间，捐赠者与受助者相分离的关系也应当有效地维护这种"平等"。这种平等不但是相对受助者而言的，同样也是相对捐赠者而言的。甚至慈善人的尊严原本就来自于对受助对象的尊重和平等对待。这种基于现代社会公民责任的"尊严慈善"应当被视为现代慈善的法则。

　　再次，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要求体现资本精神的"财富观"。资本精神是用于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长精神思想基础的专门概念，特指资本形成、发展的各种行为动机及这些动机背后的道德精神。资本形成、发展的动机，具体化为资本形成、增长所必需的对于财富的渴望和对效率的追求、专注和持久的职业精神、理性与节俭的生活、诚实守信的道德原则、以及财富属于社会也应当用于社会的思想等等。是一套涵盖了现代财富创造全过程的观念集合。因而，这种建立在资本精神基础之上的财富观，必然要求全体民众尤其是企业家拥有创造财富的激情。借用一个广泛流传的清教徒的说法，就是"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的目的花钱"。这种精神表现为人和社会对增加财富、和为神圣目标使用财富的极其强烈的欲望和激情：一是激励人民以不懈的努力去创造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二是所赚的钱主要不是为了自己享用，而是为了一个他所高度认可的神圣目的。[3]这个神圣的目的就是慈善事业，三个"拼命"的财富观正是中国现代慈善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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