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王维的隐逸心态产生并发展的阶段恰恰是其官位越来越高的阶段。其身在朝堂积极用世的固有观点仍然发挥作用，只是这种对于用世的要求呈现在其晚年更多的是一种内化的道德性或者底线性的要求，即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士人所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兼济天下。而心向自然，虽然早期更多的是仕途艰难不得已的选择，如"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篙高下，归来且闭关"。这种心态属于下文将要阐述的仕途不顺的退而隐，因而在此就不赘述。到了老年，王维诗中的隐逸气息已经完全摆脱了无奈、困惑的情绪，转向对自然或者说宁静心理状态的全身心的热爱，"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样意境悠远、不带烟火气息的诗句俯拾即是，王维隐居心态的纯粹性远远胜于许多身隐之人，其实是一种大隐，所以许多学者认为王维是调和仕隐关系的典范。⑧然而我认为，在这里，王维生活的外在状态是一种出仕，但心中却是较为纯粹的佛禅的出世。他最根本的选择只是纯粹的心灵，出仕不过是内心道德感的促使和外界环境的影响。

　　与王维相对应的另一种朝隐状况是白居易。如果说王维的边仕边隐是一种具有某种境界的真隐的话，那么白居易的在朝而隐则具有更强的功利性目的和文人情致。白居易一方面未放弃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更多的是追求隐逸之趣，将一种近乎严肃的生活态度演变为内心的情趣，白居易的隐逸生活"更为关注个人身心安闲泰适的享乐体验。松浦友久先生就发现白诗中大量使用"适"字，且频繁指身与心的舒适"。⑨

　　白居易将生活质量的高低和隐居地方作为隐居的两大标准，所以隐于政治核心区域就为大隐，隐于山林之中则为小隐，而担任闲官散官等边缘职务的生活状态为中隐。其划分三种隐的标准，直接将生活状态于贫贱和出仕相联系，在其观点之中，隐和精神追求无关，它完全是一种生活的点缀和为官者的内心境界。他在《中隐》中明确提出："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可以看出，白居易对于中隐的追求并不是解决了仕与隐抉择的难题，而且选择了随遇而安的态度将仕隐视同一体罢了。⑩更重要的是，白居易的这种随意而安事实上大大消减了"隐逸精神上士大夫相对独立的社会理想和人格价值的意义，沦为中唐士人为追求现实安逸的世俗生活的藉口。不仅隐逸的超越精神荡然无存，而且连大隐小隐也沦为士人解决生计和存身保命的现实策略了"。

　　白居易只是这类诗人的代表，与之有着相同志趣的唐代为官者不乏其人。在为官之地附近建立别业或者庄园，成为自己休息养生之所。这种充满贵气的隐逸方式自盛唐起就大量流行于官宦、公卿阶层，从韦应物的"借地结茅栋，横竹挂朝衣"到刘禹锡的"雨后退朝贪种树，申时出省趁看山"，无不是对这种生活状态的描写。

　　开元进士储光羲，先后任太祝和监察御史等要职，曾写下"公府传休沐，私庭效陆沉。方知从大隐，非复在幽林"的诗句，虽说是追求大隐，与白居易的中隐略有不同，但其本质上都是亦官亦隐，将隐看做是做官的调节，隐逸已经从一种不问世事的精神追求演变为休养生息、安静闲适的生活状态。

　　从上述两类诗人不同的边仕边隐的态度可以看出，即便是同样的生活模式，其背后的精神旨趣也会截然相反。这当然与诗人本人的精神追求和境界有关，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这种兴盛于唐代的特殊的边仕边隐的方式，到底是否可以保有仕与隐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即仕与隐通过身在朝堂心向自然这样的调和可以达到功利目的和精神自由的共生。

　　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单以以上例子而言，白居易的精神状态明显更具有代表性，毕竟并非每一个文人都可以在置身高官之后虔诚向佛或者心向自然。然而享乐心和功利性人人都有，人们容易不自觉地将之认为看似潇洒而且舒适的心理情趣。但是探究"中隐"思想的内里，其实是将出仕作为一种保证生活优渥的手段，而归隐则退化成一种舒适的无所求的澄明心灵。无论是仕与隐，都改变了其最重要的目标和意义。因而这种与仕结合的隐，存在着很大的蜕变的风险，很容易将隐推入功利化、名利性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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