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仕途不顺的退而隐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就其主流来讲只有仕途一条路，而仕途也有达和退两种方向，仕途不顺的退而隐，其实是知识分子最初的最普遍的选择。中国文人"必然结缘于功利性"。那些或狂放、或高傲、或不屑的诗人们没有谁可以摆脱对于名利和尊严的渴望。这种渴望结合了儒家的积极出世思想、中国人的世俗期许、生存的物质要求和文人强烈的自尊心，成为每一个传统文人都无法跳出的困境。因而当他们面临最初的人生选择时，无一例外，大多都会希望入仕以求功名，这种心态在唐代尤为明显。然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对于进入官场的文人来说，他们所要面临的风险实在太多，或生于乱世没有施展的机会、或政治思想不被统治者认可，或奸臣当道屡遭陷害。于是，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到"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宦场沉浮之无常可见一斑。

　　这种情况的隐士很多，如曾任监察御史的王守慎，因为不满武则天治下告密盛行，愤而辞官为僧，过上了不问世事的隐居生活。三仕三隐的王绩，曾因唐王朝的建立而对出仕充满热情和信心，但在其兄长得罪重臣侯君集被贬后，无奈归隐。隐逸词人张志和，年轻时参加科举，入朝为官，却因遭受贬谪，对官场失望，进而归隐，写下了"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诗句。又如杜甫，初时在长安无人赏识，做着看守兵器的小官。安史之乱后投奔唐肃宗，官拜左拾遗，却并未得到重用，后来辞官，辗转至成都，过起了"幽栖真钓锦江鱼"的隐居生活。杜甫一生忧国忧民，怀着兼济天下的豪情，写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诗句，却无奈在一次次的宦海沉浮中选择了不问世事的隐居生活。

　　无论是王守慎、王绩，还是张志和、杜甫等人，他们无不是抱着出仕的决心，却在黑暗的官场面前一再碰壁，不得已走上隐居的道路。这种隐居并不是随性而至的主观选择，而是残酷现实生活逼迫下的无奈之举。当做官济世的抱负无法实现时，退隐成为保全自己精神追求的最后可能。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这种自主认可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因而也就具有一颗脆弱敏感的心和强烈的自我尊严意识，外界环境的变化、境遇的不顺，退避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也是自我尊严维护的最后一道屏障。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隐逸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首先，作者在这个时候的作品往往带有悲观失望的情绪。这种隐逸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被迫的选择，逼不得已的退避，是对现实的不满和个人抱负无法实现的不甘，因而才会有"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的诗句。最典型的如李白，京城失意之后写下了千古名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其次，除却因社会环境黑暗使诗人不可能复出的情况之外，这种退隐往往会有往复。这当然与退隐的原因有关，由于是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的无奈退避，当政治理想存在实现可能时，这些文人士子往往会重回官场。换句话说，这种情形下的退隐只是一种无奈之举，其主观意愿还是希望可以出仕为官，兼济天下的。

　　三、"仕隐"背后的儒家隐逸观

　　前文系统地阐述了唐代仕隐关系的特点、不同类型的仕隐关系。笔者在对不同的仕隐类型界定时发现，当将隐置于仕隐关系中阐述时，隐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与常识中所认识的隐的概念有所偏差。除了少数真正以隐闻名的大隐士（如陶渊明、陆机、嵇康）外，在大多数所谓隐士身上尤其是唐代诗人中以隐闻名的人身上，隐已经不同于道家所认可的"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也不同于其中"道隐无名"的为隐而隐；其中心向自然的目的也仅仅限于一种生活调剂和意趣，而非道家对于自然终极性的"道法自然"的崇拜。多数人将仕隐关系总结为诗人身上儒道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笔者认为这种概括并不准确。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的隐是"悟透人生而冷眼观潮"的，是一种"超越功利性"的隐。然而，隐一旦与仕相关，就不得已会与功利相关，想要实现道家所阐述的具有终极意义的隐，就必须抛却之前的所有价值观而重塑符合道家的超脱于功利的新精神样态。所谓"悟以往之不鉴，知来者之可追"。事实上，唐代世俗社会是具有较强吸引力的，这种全然的隐是很难实现的。因而，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隐更加接近的是另一种较为独立的隐逸观，即儒家的隐逸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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