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些学者主张通过政府力量促进农民组织化的发展。在程同顺（2004）看来，中国农民缺乏自主建立自己组织的传统、经验和能力，政府应在农民组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推动的作用于[10]。郭勇（2009）认为，农民组织化发展很大程度依靠当地政府的政策扶持，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要发挥主导作用，从而把"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职能交给农民组织并逐步制度化[11]。谭江蓉、乐章（2012）指出，农民组织是在国家支持下地方政府努力进行的乡村秩序建构的产物，说明政府在农民组织化发展中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12]。
　　还有一些学者结合两种观点，运用政府与市场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农民组织化的动力机制问题。张红宇（2007）分析了政府扶持与市场运作的关系，指出政府扶持是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前提，但必须界定清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政府的扶持以尊重市场规律和不干涉农民组织的正常运营为前提；政府需要适应市场经济和农民组织化自身发展的要求，围绕加大政策扶持、提供公共服务、加强法制建设、保护农民权益四个方面推动农民组织化发展。谢舜、蒋永甫（2010）通过个案分析说明在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中引入政府力量能够弥补市场发育的不足，是促进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生长的有效途径，但政府权力的介入可能改变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性质、功能和运作逻辑，因此需要平衡"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既要发挥市场力量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需要引入政府力量，以促进农民组织化发展[13]。曹海林（2012）阐明了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介于市场与政府管理之间的组织制度安排要求政府与市场双重引擎带动，但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以及市场化力量的严重缺位导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因此，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从"卷入式参与"向"权利型合作"转变也就要求政府与市场双重引擎达到均衡运作[14]。
　　三、关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载体研究
　　农民组织化发展需要通过农民组织这个载体才能实现。在农民组织化发展的载体方面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主张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组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谢舜、蒋永甫（2012）指出，从村民委员会到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是农民组织化发展的趋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的重要组织力量，扩大其规模、增强组织自主性，扩展组织功能，增强组织复杂性是农民组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15]。朱琳（2005）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作为农民组织化的载体，不一定是经营效果最好的组织，但却是农民可以依赖的组织[16]。梅德平（2005）认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民组织化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17]孙强（2002）认为，随着农业市场化、国际化的日益加深，需要尽快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实现农民增收，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自主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使其成为加快农民组织化发展的重要选择[18]。刘清芝、王勇（2008）认为，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民组织化发展已经成为提高农民（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并进一步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农民组织化、生产专业化、服务社会化、布局区域化"的优势，适应了农业现代化的需求，是农民组织化的重要载体[19]。韩淑明（2007）对潍坊市的实地考察证明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解决了稳定家庭承包经营与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矛盾，是农民组织化和农业规模化的主要形式务，是未来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主要方向[20]。
　　第二种观点强调村委会作为农民组织化发展的载体作用。范金良、宋桂兰（2002）认为，促进农民组织化发展需要坚定发挥村党委的核心堡垒作用，完善村民自治组织，大力开发村民组织以维护村民利益的功能[21]。赵泽洪、张庆（2006）认为，新形势下农民组织化发展的优选路径是以村委会的规范发展带动其他体制外农民组织形式的发展[22]。高黎（2005）指出，作为类政权性质的村委会分布广泛、对农民切身利益影响最大，具有权源于民并寓于民的"草根性"，是农民表达与维护自身利益的主要组织依托，是农民政治组织化发展的趋势[23]。
　　第三种观点认为农会既是农民组织创新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农民组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农会不仅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帮助农民抵御市场风险，还会在政府与农民之间建立中介桥梁，有利于农民的政治参与和农村社会稳定。于建嵘（2007）通过对台湾"农村建设"经验的介绍表明，农会是以农民为主体，体现了农民意志和利益的农民组织，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通过农会可以得到真正的实施，因此农会是农民组织化发展和组织创新的重要选择[24]。王桂林、师继锋（2006）认为，农会作为农民组织化的重要载体和路径选择，不是一种社会对抗组织，而是一种社会协商和整合组织。农会可以增加农民社会活动能力，填补农村的政治管理体制存在的真空，体现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的要求[25]。张扬（2005）指出，农会并非"洪水猛兽"，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建立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而农会是以"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知识技能，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加生产效益，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林经济"为宗旨的组织。因此，成立农会是建立农民组织不错的选择，也可能是成本最低的抉择[26]。
　　在村民自治组织日益行政化、空壳化的条件下，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实现农民组织化的可能性不大。而农会作为一种综合性组织，它可把全体农民的利益整合起来与政府对话，影响国家的农业政策。尽管一部分学者主张以农会作为农民组织化的载体，但是否应该建立农会仍存在很大的争议，且政策空间不大，所以把农会作为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有效载体仍缺乏经验证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在维护和保障农民权益方面的作用虽不如前两者，但是，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在组织农民方面的作用却是实实在在的，在当前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经成为农民组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也将为农民组织化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线索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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