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即使在香港，知道淮远的读者恐怕也不多。有一篇访问记说：

　　在不少追求独特文学品味的人心目中，淮远是一个私有的神--至少也是一个私有的仙人。他和他的著作名称：《跳虱》、《鹦鹉千秋》、《懒鬼出门》、《赌城买糖》……都成了文学地下社会的切口或通关暗号。说出来就证明你对香港文学最精华的一部分的熟稔。

　　在那些"追求独特文学品味的人"中，作者廖伟棠显然首先想到身兼诗人、译者、评论家的黄灿然。黄氏在1995年写过一篇评论，对淮远散文推崇备至，却也只能从反面着笔谈论淮远的不为人知：

　　我甚至怀疑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会亵渎淮远和亵渎我对他的偏爱，因为他是"私人"的，是珍品，宜干私底下向朋友推荐，而不宜公开张扬。

　　十多年来，淮远的读者当然有所增长，但评论文章仍属寥寥，更不用说进入香港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了。然则黄灿然和廖伟棠毫无保留的赞誉，只是嗜痂之癖？另外，黄灿然说：

　　从他的独特风格，看不出跟香港以至台湾或大陆的写作有任何渊源。这种独特性无论放在香港、台湾、大陆还是整个华人社会的文学光谱中看，都是"仅此一家"的。

　　紧接着又说"淮远是一个典型的香港作家"。既然"仅此一家"，"典型"从何说起？黄氏欣赏淮远控制语言的能力，但又说"他语言的简练是香港作家中少见的"，这可会"损害"淮远的"典型香港作家"身份？如果"典型"有表面和深层之分，我们有可能论证淮远散文契合深层的"香港特质"吗？这"香港特质"又是什么？

　　二

　　淮远本名关怀远，1952年生于香港，初中开始写作，毕业于大专新闻系之后，在电台、杂志、报纸、网站等媒体工作，目前任大学兼职讲师。淮远最初以新诗引起注意，其后转向散文，并曾翻译不少外国诗。历年创作、译作发表于《中国学生周报》《盘古》《70年代》《星岛日报·星辰版》《罗盘》《素叶文学》《字花》等刊物，近年且在"微博"上撰写短文。结集成书的有散文集《鹦鹉千秋》（1979）、《懒鬼出门》（1991）、《赌城买糖》（1995）、《水枪扒手》（2003）、《蝠女闯关》（2012）及诗集《跳虱》（1988）。

　　淮远写作散文超过三十年，但就五本散文集看来，风格颇为一贯，黄灿然认为这由于淮远"一开始就进入最高境界"。不管读者是否接受黄氏热情的赞语，只要读上几篇淮远的散文，都会碰到黄氏开列的这些内容：

　　他的风格的独特性表面上似乎来自于他性格的怪异，他冷漠、暴躁、动不动想作弄人、有洁癖（怕烟味、怕看电影时有人说话、怕自己口臭）、怪癖（戴墨镜、留长发和刘海）、喜欢小玩艺（旧钟表、锦鲤、蝙蝠侠水枪、美国队长弹球糖），当然还有偷东西（后来因为"法律上的不公平"，严惩高买而洗手不干，对此他耿耿于怀，后来他的偷窃癖改为"只在旅途中发作"）。

　　怪异形象的确是淮远独一无二的标志，但黄氏马上补充，淮远散文的成就不系于此：

　　"文如其人"只是淮远的面具，他的功夫恰恰在于他"文胜于人"。

　　又说：

　　读者往往会因为他表达出来的愤怒、嘲弄、无情和残酷而感到解恨（或厌恶，对于厌恶他的人来说），而忘了他表达过程中所作的精心安排和巧妙组织，也就是高度的机智。……在这个"愤怒青年"背后，是对语言高度克制的运用。

　　黄灿然击节赞赏淮远用来叙述怪异行为那种"清醒而冷漠的语调"，也引述了一些句子为证，但忧虑"援引的例子由于离开了上下文，离开了具体的语调，会损害淮远原来的冷漠氛围，从而使这些引文显得略为夸张，或者说过于刻意"。

　　黄氏对淮远散文表达形式的观察十分敏锐，仍可补充的是，淮远在散文中的"我"不仅怪异，甚至可说是疯狂，然而叙述那些行为的语言却极度有条理而低调，造就了一种"清醒地疯狂"的形象。以早年的《铁人》为例，"铁人"是作者在公司里的诨号，源于他衣服穿得少，东西吃得多，没有同事胆敢和他比拼食量。可是他初中时有另一个诨号"基督"，却是同学对他的蔑称。他个子瘦小，只能悄悄把同学的物件丢掉以作报复。那时他还跟几个同学结伴到超级市场偷窃，从不失手。与偷窃技巧同样高明的是运动，他擅长乒乓球。但现时他自觉变得很蠢，毕业后放弃了一份高薪工作，只在运动和进食方面仍保持"精明"。他的"精明"在于认定"换取能够吞得下东西，花多少钱也不算浪费"，并做大量的运动来不让身体发胖。母亲说他是疯的，他自己则认为"疯狂的吃令我快乐，倘若这使到他人恐惧或嫉妒，则我当会更加快乐"。

　　极度简化的撮述无可避免遗落了原来表达形式蕴含的意义，一如黄灿然所忧虑的，所以这里必须回头考察淮远怎样交代以上的内容。首先，这篇二千三百多字的长文只有四段，第一、三两段各长九百多字，占了大部分篇幅。两个长段塞进大量相对独立的情节，情节间仅以联想方式联系，例如从现时的诨号说到以往另一个诨号，从中学时报复同学的欺凌说到结伴偷窃。这种联结可以称为堆迭式的，因为情节并非互相紧扣。堆迭是开放的结构，只要作者愿意，内容大可无休止地延续下去。可是《铁人》在随意的结构中，却充满了对行为、想法的解释，有时使用因果词，例如"在初二上学期的班际乒乓球赛的复赛中，我之所以不幸败于'蚂蚁耳'的手下，完全是由于一粒沙吹进了眼睛的缘故"；有时不用，例如"我初进公司时值冬天，而我总是穿得最少。我觉得衣服无论在甚么时候都是可免则免，穿多了整个人木木讷讷的"。但这些理由都不见得客观。最特别的是这一句："以上两点'衣服穿得少，食物吃得多'分别是我得名的次要和主要原因"，为了区分原因的主次，竟不惜用上古怪的句法，主次真有那么重要？

　　此外，本文"说明"（tell）的篇幅远超过"呈现"（show），所有事情都由"我"叙述出来，一句描写的文字也没有。说明需要有说明者，呈现则把主体隐藏起来。《铁人》以说明为主的写法，令叙述者"我"在全文持续现身--加上"我"的说明往往与读者感受不同，这个叙述的中介更难以因为"合理自然"而忽略。上述堆迭式结构、片面的因果解释、说明压倒呈现等形式特点，共同塑造出一个喋喋不休、自我中心、只求表达，不在乎别人想法的叙述者形象。这个形象正呼应了文中"我"的各种行径，黄灿然"精心安排和巧妙组织"的评语，实不为过。不过黄氏没有明确解释"文胜于人"是什么意思，叙述语调与人物形象互相呼应就是散文艺术全部的奥义？在形式或语言的范畴外，淮远散文还有值得讨论之处吗？

　　三

　　另一种对淮远散文的肯定着眼于主题。有论者认为：

　　作者（淮远）企图透过讽刺和自嘲来暴露人的劣根性。"我"的思想和行径，在一般社会道德标准下，已属"越轨"行为；然而，他不但觉得可以接受，甚至以此为乐，以表现他对既成建制的漠视和反叛。

　　素叶出版社编者介绍《赌城买糖》和《水枪扒手》时，则指出：

　　其结构紧凑，细节的穿插不动声息，往往营造出一种深刻的讽刺效果，于命中人类个性的弱点之余，也令人发会心微笑。

　　淮远的文字风格，一以贯之，以简洁的叙事，刻划人间丑态，时见黑色幽默，笑中带怒。

　　"漠视和反叛建制"与讽刺世态人情，论述的重点不尽相同，但都暗示淮远契合于（真）道德。淮远早年的导师戴天却不同意"刻划人间丑态"之说，指鲁迅《阿Q正传》"虽见种种丑态"，但也表现了作者的同情与关怀；反观淮远散文，"其用意也许只（当补"及"）于'谑而近虐'、'正言若反'、'幽他一默'的地步。如其不然，恐怕就难臻'笑中带泪'的境界了"。尽管戴天似乎把"怒"字错看成"泪"，本文仍然较倾向他的判断，原因在于戴氏没有预设淮远的道德立场。

　　诚然在淮远五本散文集四百多篇作品里，不难找出讽世的言论，例如《词语解释》里朋友做了一个噩梦，有两群人吵架，本来将要妥协，旁观的淮远突然破坏了和解的气氛，引起一场混战，第二天报纸上登出"青年作家怀远（连名字都搞错了）殴斗身亡"的新闻，淮远"觉得整件事算不上甚么噩梦，是其中一些东西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噩梦，那就是'青年作家'这个词语"。后来淮远读报看见两帮作家发生争论，他竟期望在朋友的梦中，这两批作家在他的协助下打起来，并且同归于尽，即使赔上自己的性命也不打紧，"这样，报上大概会说'一批青年作家和老作家殴斗身亡'了。但我实在希望，报导里会补上一句：'其中一名死者看来并不是作家。'"又例如《图书馆》里的长句："我十分讨厌把图书馆的书撕掉自己喜欢的几页的那种真正缺乏公德心的行径，倒赞成把不喜欢的撕掉好了。"两个片段都为心仪淮远的读者津津乐道。

　　但说淮远缺乏"同情与关怀"，也很容易举出反例，如《巴黎》写妈妈的谊子是个受教育不多的木匠，为了谋生前去巴黎工作，生活范围只限于家具工场和华人基督教会。篇末说谊子寄来的信总是关于工作和天气，全文以一句评论结束："我一向认为天气是一件最实际不过的事"，间接地表示认同谊子踏实的生活态度。又例如《散工》写一个男佣人工作不大认真，作者家里却仍设法为他安排生计。不过这些"同情与关怀"夹杂在调侃甚至有点轻蔑的语调里，不动声色地表达，难免被惯见的恶形恶相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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