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由于香港社会情况的变化，淮远昔日参与《70年代》双周刊和社会运动的经历，日益受到读者关注，反建制或会成为解读淮远散文的新鲜切入点。可是淮远更多的散文其实与道德话题毫不相干，这一点可以借《他人之血》来说明。本文写淮远从书店里把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蒙·波娃的小说《他人之血》偷了出来，才发现书缺了一页。他"痛恨自己的懒散"，"在下手之前没有仔细翻看一番"，本想把书扔掉算了，又尝试说服自己缺了一页无所谓，但终究觉得这样想是投降主义者所为。最后他决定把《他人之血》带回书店，"换"一本没有缺页的。可是发现书架上的和他所偷的版本不同，封面逊色多了，这令他打消了念头，全部书都留在书店里。

　　淮远在多篇散文写过偷窃的事，而以《他人之血》最早也最详尽，在他的读者群中广受注意。《他人之血》偷书者的偏执大胆出人意表，尤其读者发觉并非虚构之后。不过文中所表达，偷书行为完全出自个人占有欲，唯一写到社会抗争的，是作者看见货运公司外墙上抗议资方解雇工人的标语，"其中一张描着一只手，手里握着一把刀，刀尖沾着血"，淮远当下的反应竟是："我低头看了看我带着的赃物，依稀听见另一张嘴巴在我里边叫道：'你是一个澈（当作"彻"）头澈（当作"彻"）尾的投降主义者！'"把坚持偷窃和抗议解雇等量齐观，只能表现作者想法的奇怪，而与对抗不公义无关。

　　另一篇《埃斯彻尔》记录一桩"间接使到我的业余小偷生涯正式告一段落"的事情，也有类似的情况。埃斯彻尔是一个荷兰画家，淮远在外文书店偶然看到他的画集里有一幅"木乃依（当作'伊'）青蛙"，一星期后在寓所的花园里打死了一条蛇，救出一只巨蛙，这令他渴望得到埃斯彻尔的画册。文中又说，在此以前作者已经偷过数以千计的书，不过"大概从去年农历新年的前夕开始，本地所有法官都突然改变了习惯，对于高买案件的被告作出苛刻的裁判。不论男女老少，一经定罪，就得坐牢，不能罚款代刑"，这"法律上的不公平"令他不敢再动手。总结一个星期以来的倒霉事，他违背了不花钱买书、杀死没有毒的蛇两项原则。--熟悉淮远的读者应该不至于被这些淮远招牌特色的极度主观因果关系所困扰。文中有一段明显插入的情节：写作者救了巨蛙并决定买书那天，坐公共汽车上班时，经过一个小工地。那里本来是一个叫井湄村的地方，由于修筑高速公路，"村里的人都不能豁免被撵走的待遇"。作者看见村民挂起的"誓死保留井湄村"白布条，大部分都被疾风吹得东歪西倒了。工地上有三个荷池，几辆运泥车正开始填平其中一个。作者突然想到荷池里一定生长了很多青蛙，"想到它们会陆续被活埋，我益觉得我今晨的行径是值得纪念的"。由于城市发展而被牺牲的青蛙（以及村民），与由于"不公平"法律而不能再偷书的作者，在本文结构中或有彼此处境相同的暗示，不过一般人大抵很难同意这是唤起保卫环境抗争的有效理由。

　　较轻微的恶作剧，在淮远散文中更是数不胜数，远比讽刺世态人性的为多，戴天"'谑而近虐'、'正言若反'、'幽他一默'"的评语还算客气，有些内容说是无聊也不为过。淮远散文的极诣，其实是向读者炫耀自己的怪相，为了显得其怪非别人所能及，他刻意使用理当如此的平淡语气来叙述。本文认为这种散文风格的价值不在于形式或主题，而需要结合作者身处的时空脉络才能理解。

　　四

　　淮远在好几篇散文里提到早年参与社会运动，但多是聊聊几笔，较详细的是《小弟小记》，回顾了高中时在创建实验学院诗作坊里，认识了戴天、陆离、李国威、钟玲玲、杜杜等文学界前辈和新进，以及获邀加入《70年代》编委会等事，可惜仍嫌简略。

　　创建实验学院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林悦恒、包错石、戴天、胡菊人等，在1960年代后期仿照美国自由大学创立的私立学校。该校入学条件宽松，以师生自由讨论方式教学，没有考试、升级、毕业等规定，学费也可交可不交，吸引了不少学生和在职青年。创建的课程和活动都在人文范围之内，如美术、哲学、文学、电影等。淮远参加的诗作坊原型是美国艾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室，由戴天、古苍梧主持，同学中李国威、钟玲玲、杜杜、关梦南等后来都在香港诗坛留下轻重不一的步痕。据古苍梧回忆，"戴天那时刚从美国（指艾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室1回来。六十年代末的美国正兴起一股新左派反越战、反建制运动相应和的诗风：内容倾向社会批判，词锋锐利，意象简练，节奏明快……诗作坊并没有特别提倡某一种诗风，但戴天这时的作品如《蛇》、《石头记》、《我是一只鸟》等，却颇近美国这种'新诗'的写法，对诗友们不无影响。"但真正引导淮远参与社会运动的是《70年代》。

　　1970年代青年参与社会运动的风气，可说直接导源于1966年和1967年的三桩抗争事件：苏守忠抗议天星小轮加价、新蒲岗人造花厂工潮、六七暴动（或称"反英抗暴"）。黄继持曾细致辨析三者同中之异：

　　六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香港最能鼓荡青年人情志的是那时引介的"存在主义"，……苏守忠（一九六六年抗议天星小轮加价）在当时青年人心目中，近乎"荒谬英雄"多于"群众领袖"。次年新蒲岗人造花厂工潮，则是正统的左派工会组织下的抗争运动。至于"反英抗暴"，则是内地文革所引发的极端化的暴乱行为了。这三件看似连接而起的社会抗争，性质其实并不相同。对当时文艺青年的实际影响也各有不同的方面。苏守忠以其"浪漫""存在"的情调，带起青年人从个体感受进而介入社会的热情；新蒲岗事件带动青年重新认取三四十年代中国左翼实际抗争的策略，促使一些文艺青年投身工人运动；

　　"反英抗暴"的过火行为，……惊涛过后，内地的乌托邦式的革命想象，结合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热潮，在香港文艺青年中又引起一份理想主义的情怀。在所谓"火红的年代"中，青年与大专生的主潮是不同程度的左倾，不安于香港的现状，却未必认同于内地的政策。文艺思想方面，流行的是西方马克主义，包括马库塞与卢卡契，以及法国"五月风暴"后的新思潮。

　　大专学生吴仲贤、莫昭如等创办的《70年代》，正属于黄继持描述的"主潮"。该刊第一期在1970年1月出版，约1973年停刊，以"独立的青年刊物"为定位。㈤'所谓"独立"，是指由吴、莫二人和一群青年组成的编委会自行筹措经费，决定刊物方向，大部分文章也由青年撰写或翻译，以表达青年的意见和主张。《70年代》的内容涵盖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但给人最深印象的是政治和社会评论。本刊明确表达了反殖民统治、反资本主义的立场，但又有别于内地的政治取向，展示了新一代香港青年独立自主、敢于改变现状的精神，积极介入各种抗争。其荦荦大者是淮远提到过的"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简称"中文运动"1、"保卫钓鱼台运动"。公开讨论政治在当时还是一种禁忌，遑论参加示威游行，试图改变社会，这些人往往被视为"激进派"或不良青年。不过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该刊再三申明的自由开放态度，例如第二十六期"革新号"编委会《给耕莘君的公开覆信》末段特别提出：

　　最后，我们得强调：无论本刊编辑有没有无政府主义者，本刊也绝不会关闭门户，紧守一家之说，本刊以后希望扮演的，……更希望通过这个论坛，刺激更多人发表自己深思的意见，向一切恶势力挑战，并不惜以行动见证！

　　1970年正在念中五的淮远被吴仲贤邀请加入《70年代》编委会，如此"居然有幸经历了中文运动、保钓运动这些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不复见的成长催化剂"。然而淮远一再声明他其实没有什么政治理念，甚至也不算真正激进，"充其量是个参加示威时躲在别人背后的保守派愤怒青年罢了"。以今视昔往往是当下掩盖了原来，即使凭借时空距离得到更明智的理解，却也难免遗落了曾经真实的情怀。《小弟小记》流露"堕落"成为中产阶级的愧疚，大抵由于悼念几位近年陆续过世的"那个时代"的朋友。狭义的政治，淮远可能因为年纪太小不能理解，但社会上压抑的气氛，应该深有感受。每一代青年都经历过的反叛心态，遇到相应的社会时机而突然膨胀，文学青年通过阅读和创作追求个人自主，与社运青年在反殖抗争里努力独立发声，两者原无异致，一拍即合。

　　淮远在《70年代》第十期加入编委会。㈣，后来接受杜家祁、廖伟棠访问时，淮远说他负责编"文艺版"，但该刊在版面上没有印出这一名目。可以视为文艺内容的主要包括新诗、散文、小说、剧本的创作，其中又以新诗为主，刊出较多的作者有钟玲玲、丘刚健、蔡炎培、癌石、李金凤、卡门（邓阿蓝）、关梦南、贝贝（吴仲贤）等，这些人同时也在《中国学生周报》《盘古》等刊物发表文章，是当时的前卫作者，而淮远也属于同一圈子。另有外国文艺介绍，如淮远等译德国作家贝托，布利赫特（BeaoltBrecht）的诗、法国新潮导演"查波尔（ClaudeChabrol）小辑"、也斯《聂鲁达诗钞试译·"狂想之书"七首》等。在一本以介入社会为宗旨的刊物里，这些内容会不会太"与社会无关"了？陈智德认为《70年代》的"文艺篇幅与深度不亚于纯文艺刊物"，原因在于"六十年代以来文社风气及《中国学生周报》、《盘古》等前驱刊物的引介，使不少学运、社运参与者同时也作为文艺者"。淮远的例子或可多提供一种解释。

　　前面说过的《70年代》第二十六期"革新号"，正由淮远担当大任。这一期的主编只完成了集稿和改稿，就动身到欧洲去，淮远接手排版、设计封面等工作。他选了一幅鬈发女子的头像漫画放在封面中央，漫画的左下角有一个代表粤语粗话的秽字。这封面在编委会里经过一番争议才通过，出版后又引起中英文报纸的注意，认为那个鬈发女子影射英女皇，而那个秽字当然是对女皇大不敬了。有趣的是，本期的文艺版竟然推荐以平淡超脱著称的废名，转载了废名的小说、散文、诗、评论，周作人的《怀废名》，更有一篇淮远化名郁逸撰写的《介绍废名先生》。设计封面的淮远和推介废名的淮远，实在不像同一个人。其实早在第十二期"现代诗小辑"也有一段应该是淮远所写的引言：[1][2]3[4]

　　我们永不写那些迅（当作"瞬"）即为人接受但又迅（当作"瞬"）即为人遗忘的东西，……一首诗应该对作者个人的艺术品格与乎生长培育他的全民族之文学史负责。一首诗应是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这段文字以淮远罕见的严肃语气强调个人化和艺术性的重要。由此，我们有了从另一角度考虑淮远散文成就的基础。

　　五

　　淮远的散文绝大部分取材自他的真实生活，但他的作品完全不属于现实主义。他的艺术形象怪异、偏执，无视法纪，甚至没有道德，而喜好的事物及背后的理由常令人费解。"高度克制"地运用语言，本可给人理性的感觉，偏偏他叙述的事情只能说是理性的相反。细节详尽而且重复讲述的事件，引诱读者把散文里的"我"等同于现实世界的作者。淮远几次接受访问，解说写作之道，也有意无意加强了这一印象。即使事涉法纪，也坦然承认：

　　我记得那时发表了《他人之血》之后，朋友说差人（即"警察"）可以凭这篇文来拉你。但我写东西不讲对错，发生了就写出来。比如偷书，你争论一百年都没结果，现在这么多年我都从来没有回头审视那时对不对。

　　然而现实里的淮远机警地发现代价开始变得沉重的时候，马上洗手不干。那些事情确曾发生，但经过了细心选择，并纳入天马行空的因果链条里，目的只是塑造怪异的自我形象。淮远与社运分子为友，也参加过试图改变社会的集体行动，但限于年纪阅历，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理念，却也免除了抗争无成的挫折感。在《70年代》停刊之后，淮远的重心文类由诗转到散文。在散文创作上，他一往无前地夸张个人的特殊癖好--叙事狂热和怪异形象，以此作为散文艺术的终极追求，让笔下世界"浮"在现实人"生"之上一点点，不直接为集体或现实服务。这种追求固可视为当日青年反叛自主精神以及生活形态的艺术转化。

　　最后关于淮远算不算典型香港作家的问题。如果从本质论的角度看，"仅此一家"的淮远散文当然没有代表性可言。但据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尔特·霍尔（stuanHall）认为，文化身份还可以看作沦述的产物。别人讲述我们的过去时，把我们放在什么位置？我们讲述自己的过去时，又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这些位置都是我们的"文化身份"，因此随着论述的不同，"文化身份"会不断改变。根据后面这种看法，如果把1970年代热烈追求自我表达的青年放在香港故事的重要位置，淮远散文当然具有明显的香港特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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