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布莱希特的“间离方法”是适应德国人擅长理性思维的特点发展起来的戏剧表现手段。中国国民偏重感性思维，理性思辨非其所长。培养国民的理性思辨精神是教育部门职责，不应加之于戏曲艺术来担此重任。当下语境中，观众观剧之期待依然是情感共鸣，戏曲的首要任务仍是满足情感慰藉而非引导哲理思辨。“间离方法”反对观众和剧中人物产生共鸣进而同情，其出发点和戏曲观众的观剧期待是背道而驰的。戏曲的写意手法已经蕴含了间离方法所追求的必要距离感，无需再刻意嫁接布莱希特的间离方法。

　　关键词：间离方法 思辨 共鸣 理性 情感慰藉

　　时下常见戏曲新编作品总是强调其对布莱希特“间离方法”的运用，以示其所谓思想创新上的努力，据说目的是为了“引发观众的思辨精神”。戏剧中的“间离效果”是指演员高于角色，驾驭角色，表现剧中人物而非融化于角色之中，随时进入、跳出角色，“陌生化”则是其通俗的说法。我们认为，当下戏曲表演的首要目标依然是使观众产生共鸣而非引领其进行哲理思辨，戏曲表演中不宜大量植入布莱希特的“间离方法”，其理由有五：

　　一、两国国民的思维侧重点有异

　　布莱希特是德国人，其“间离方法”是适应其民族思维方式特点，具有明显的思辨倾向的戏剧表现手法。在思维方式上，德意志民族的理性成分居多，伟大哲学家层出不穷即是明证，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任何一个名字都是哲学史上难以逾越的丰碑。中国虽然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但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总体上还是相当感性，国人更多地基于感性经验或好恶考虑问题，理性成分相对较少，培养出的哲学家也是寥若星辰。这种世情可能和我国历经长达两千年的专制制度密不可分。有思想启蒙者说过，“专制国家的教育所寻求的是降低人们的心志，专制国家的教育就必然是奴隶性的了。”集权制度下的教育往往强调忠君和愚民，极不利于培养国民的理性思考精神，也难以开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智慧。所谓启蒙，表面上是开启智慧、提倡自由、发展个性，归根到底是培养国民理性。中国国民的真正启蒙大致从1898年“戊戌变法”才起步，中间战乱频仍，1949年之后又因长期的思想禁锢，国民教育沦为党化教育，所以国民启蒙一直是踯躅不前。这种前进路上的反复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当下国内所面临的仍然是1912年前的旧问题。以经验层面的观察分析，当下国民精神亦是普遍躁动不安，大规模的群体性冲动、非理性行为常见不鲜。2012年“9·1 8”前后，全国各地那些针对日资控股商场的打砸抢事件即是国民群体理性水准的明证。

　　“间离方法”因其强调思辨的特点，需要观众调动个体的理性精神，需要有批判意识，跳出舞台情境进行思考，从不同角度审视事物，然后得出相对全面的判断。这对于缺乏理性思维训练传统的中国人显然是短板，反应在戏曲舞台上，深植间离方法的剧目鲜有为观众所普遍赞赏的。

　　二、戏曲的功能是娱情而非培养国民理性

　　如果说我国尚未完全完成国民的启蒙任务，那么，是否可以赋予戏曲如此重大的使命？我们认为切不可如此错置，否则戏曲将不堪重负。每一种行业都有相应的特定职能，教育的职责在学校而非剧院，艺术的功能在于娱情以及抚慰人心。如果戏曲勉强去背负不属于它的任务，必然是费力不讨好，观众会越发远离而去。1949年后国内高校的大学精神逐步陨落，直至基本沦为职业技术学院。再加上历次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思想改造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自近代以来刚刚开始形成的一点独立性荡然无存，近代以来教育倡导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岌岌可危。我们教育的内容也是强调对于已有结论的背诵，而不是鼓励思考和差异，人文精神的传播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当下大学几成就业培训机构，缺乏观点的碰撞，少见思想的激荡。这一切都是源于政治制度问题，如果不从制度变革入手，问题仍是无解。专职承担教育职能的高等学府尚且是此番模样，奢望娱情的戏曲艺术承担份外之任，赋之以国民启蒙、教化陴民的职责，显然是强人所难了。

　　戏曲新作为何如此热衷于嫁接布氏“间离方法”？越剧《江南好人》的导演郭小男说：“和传统越剧讲究的要言情、感人、流眼泪的模式相比，布莱希特的戏剧带给观众更多的思考。”郭的这一说法很具代表性，问题在于，创作者也不能不考虑这种思辩品格是否是观众之所需。即使我们不反对以作品激发观众的思辨能力，提高作品的哲学品味，但是，当这种“思辨和理性”的推销，这种深度植入的“间离”将戏曲的固有的程式之美排挤殆尽的时候，当这种“间离”不时中断观众情绪共鸣的时候，是否还值得舍本逐末？当思辨的话剧表达方式与戏曲观众共鸣的内心需求此消彼长时，布氏“间离方法”移植的底线又在哪里？既然作品仍托戏曲之名，那么至少不应该损及戏曲的本体。

　　三、当下戏曲的首要担当仍是慰藉情感而非引导思辨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给国人带来了物质上的进步，但是政治体制领域并无明显变革，行政的权力未曾得到制约。“任何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民权不张，公权必然横行无忌。放眼国内，由于土地快速升值，强征滥拆甚至草菅人命之事屡屡发生。原本青春应该是放飞梦想的年龄，可我们的青年刚一走上社会就进入中年，被高房价、高通膨重压得欢乐全无，追求理想和尝试爱好已然成为一种奢望。权利常遭到侵犯和威胁，现实与理想的分裂，早就将国民理性探求真理的欲望消磨殆尽，那些受创心灵急需的是温暖体贴的情感安抚，而不是条条是道的思辨说服。所以，戏曲作为一种民族艺术形式，其情感慰藉功能在当下尤其重要。实际上，戏曲发展史也昭示了这种倾向，并且是制度枷锁愈紧时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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