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婚姻礼俗

　　我国古代婚姻讲究“六礼”，即纳彩、问名、纳吉、请期、亲迎六个程序，直至明代一直延续此风。到了清代，民间仍行“六礼”，只是名称上有所演变，风俗亦有所不同。就以山西南部地区为例，婚俗包括“说媒定亲、换帖纳彩、回奉、送彩礼、踩花堂、过嫁妆、嫁娶、闹房、回门”九个步骤。礼俗之繁复、严格实在超乎我们现在的想象，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九个步骤中有一半都与彩礼有关，对彩礼包含的内容都有严格的规定。可以看出清朝婚嫁的重财、重礼。

　　而蒲松龄笔下的少男少女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细侯原为杭州名妓，与设帐余杭的穷书生满生相识，深相爱慕，愿以婚姻相托。但满生贫困，没有资金赎出细侯，满生决定远游湖南，寻友人筹措资金，殊不知事情不顺，滞留未归。细侯被母亲逼嫁富商，却誓死不从，后来富商买通狱卒骗细侯满生已经死去，细侯不信，富商又伪造满生的绝笔信，终于逼迫细侯嫁给他。后满生归杭城寻细侯，细侯才发现自己上了当，竟杀死亲子亡归满生。细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抗封建礼俗，不求嫁到富贵人家，也不对结婚彩礼做多要求，所向往的只是一种清贫、安稳、闲适和快乐的生活。这是细侯对婚嫁现实的反抗，也是蒲松龄对当时社会上嫁娶重资财的讽刺与挖苦，同时更是他在现实的无奈之中向艺术世界寻求的一丝安慰。

　　（二）寒士收入

　　绅士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社会阶层，他们是通过科举考试的功名获得者，在中华帝国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享有特权。“绅士垄断了政府官职。他们最得到公认、最重要的服务是担任朝廷的官职。”[1]“做官，在中华帝国通常被认作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俗话就说升官发财’”，足以见得，考科举、做官是当时士人的最佳出路。

　　教学也是受人尊敬的谋生职业。一种族谱记载了一位父亲的家训：“笔耕墨稼，衣食所资，宜尽尔心，庶免素餐之愧。寄食与人与受禄与国，其致一也。”他嘱咐儿子努力从事教学，并认为在别人家教学，与在朝廷上做官本质上是一致的。这部分人大多是得中功名之后没能在官府中任职，或者乐于隐逸，以及公开声称不愿意入世的绅士。蒲松龄作为一介失意寒士，设帐教书，代人司笔，深知寒士处境。想必对于个中况味，领略得要更多一些。

　　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寒士，即指包括考试落第、设帐坐馆、代司笔墨及家境清贫的读书人在内的下层士人，他们既无举官荣身的前途，又不能改变自己低下的经济地位。有的生活落魄，却依然皓首穷经，抱着书本在科场上挣扎；有的设帐教馆，挣几个钱维持家庭生计。但他们却能在贫寒之境遇到一位红颜知己，并因此而获得更好的命运。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无情地批判了这种摧毁书生人生的科举考试制度，通过描写寒士命运的艰辛和曲折，蒲松龄控诉了社会现实，也表达出他对自身命运的不满。然而通过这种艺术与现实的剪刀差结构又反映出蒲松龄对理想世界的一种幻想，以及他在艺术世界中寻求慰藉、逃避现实的心理。

　　结语：本篇论文主要从一篇婚恋题材的小说——《姊妹易嫁》入手，探讨其中“重寒士，轻豪富”的婚恋思想，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蒲松龄在作品中对寒士形象的刻画。因为蒲松龄本身就一生穷困，奔波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却终生都没有获得功名，因此他在作品中给予寒士无限的同情与偏爱。然而这种对寒士的褒扬是与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思想极不统一的，因此就出现了艺术与现实不一致的“剪刀差”叙述结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蒲松龄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对自身寒士命运的哀叹，以及对寒士在艺术世界中理想命运的追求。

　　参考文献：

　　[1]弗朗兹·迈克尔《中国绅士的收入·序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2

　　[2]《洪山杨氏族谱》江苏无锡，册四十三，卷十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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