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回归的系数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体育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程度为０．３５６～０．３６９，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１倍，体育公共服务的效率得分就会增加约０．３６。
　　２．从人口密度看，人口密度对体育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模型１中系数为０．１１９，Ｐ 值为０．００４３；模型２中系数为０．１２０，Ｐ 值为０．００００），与前面的假定一致。这说明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效率往往越高，可见人口越多的地区，体育公共服务可及性程度越高，越便于地方政府搭建体育公共服务的体系，体育公共服务效率的水平也就越高。每平方千米的面积上增加１ 人，体育公共服务的平均效率得分就会提高０．１１９～０．１２０。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加强全民健身“三边工程”建设，组织更多群众喜爱的体育活动，对提高体育公共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３．从体育公共服务资源投入规模看，投入规模对体育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较显著（模型１、２中的Ｐ 值分别为０．０５６和０．０１３０），但是影响却是负面的（模型１中系数为－０．２００；模型２中系数为－０．１９８），与前面的研究假设相反。这说明投入产出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正比关系，较大规①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拒绝固定效应模型而接受随机效应模型。
　　从回归系数看，体育公共服务投入规模每提高１倍，体育公共服务的效率得分就会下降０．１９８～０．２００。由此可以发现，体育公共服务资源在利用过程中存在较大缺陷，究其原因可能来自３个方面：首先，投入规模越大的地区因体育公共服务资源缺乏相应的监督管理，可能存在资源的闲置或者浪费，造成了资源的低利用现象；投入规模小的地区因为可供支配的资源有限，于是更加珍惜不可易得的资源，规范管理合理利用，造成浪费的可能性小。因此，亟需加强对体育公共服务资源投入的监管，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其次，与我国一直以来体育事业发展投入的结构性偏差有关，我国体育事业发展长期重视竞技体育的金牌产出，投入重点主要偏向竞技体育，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的失衡一直是我国体育发展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部分导致了体育公共服务资源在投入过程中，长期忽视广大民众对体育资源需求的愿望。由于有限的体育经费存在投入上的结构性偏差，这就可能导致体育经费支出的比例越高，但是体育公共服务的效率却越低的状况。可见，将有限的体育事业经费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之间进行恰当的比例分配有利于提高体育公共服务的效率。最后，投入规模越大的地区可能更注重了体育公共服务的质量，适当减少了供给的数量，在研究过程中因为偏向对体育公共服务资源数量的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体育公共服务的效率得分造成影响。
　　４．从地理位置看，西部地区的体育公共服务效率要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比中部地区的效率要高０．５４８～０．５５０，且两个系数在统计学意义上都十分显著（模型１，２的Ｐ 值均为０．０００），这也印证了前文的效率评价得分的结论，即在ＤＥＡ有效性得分上西部地区效率水平整体优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比在０．１显著性水平下，前者比后者高０．１８９。从总体上看，地理位置因素对体育公共服务效率得分的影响并未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地域性特征。
　　５　结论、建议与不足
　　本研究利用多投入多产出的ＤＥＡ对我国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省级体育公共服务的效率得分进行了评价，并以此为依据对影响体育公共服务效率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投入规模、体育公共服务可及性、地理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１期间我国体育公共服务平均效率水平不断提高，地区间平均效率的差异性在逐步缩小；西部地区的体育公共服务效率水平总体高于中部地区。
　　在影响体育公共服务效率的因素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体育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体育公共服务效率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体育公共服务的投入规模与体育公共服务效率间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经济发达地区的确具备提供高效率水平体育公共服务的条件和能力，但是如果投入缺乏监管以及资金结构在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分配上的失调可能导致高投入低产出的状况。
　　针对以上状况，应该在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中多考虑体育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增强全民健身“三边工程”的建设力度，完善体育组织建设和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培训工作，进一步推动体育生活化进程。同时，应加强体育公共服务投入的组织监管，使物尽其用，避免体育公共服务资源的浪费或闲置。宏观层面上，有必要调整体育事业经费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之间的资金分配比例，避免结构性发展失调。
　　当然，限于研究条件所限，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在对各地区体育公共服务效率进行评价时，是建立在各地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与成本一致性基础上的，即未考虑各地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体育公共服务的价格，只从体育公共服务的数量上进行了分析，因此，可能存在西部地区的效率得分高，而东部地区效率得分低的情况。
　　其次，在进行体育公共服务效率评价时，在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上更多地以社会性体育公共服务为主，主要选取的是群众体育和体育文化服务方面的指标，体育产业公共服务、竞技性体育公共服务方面的指标未能纳入考察，因而所得结论可能会造成各地区体育公共服务效率得分存在一定偏差，这一问题有望在有关部门公布官方统计数据结果后加以修正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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