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官署志众多，又以两京为最，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显著的现象，值得探讨。明代两京官署志之修，景泰时始见，嘉靖至万历时逐渐兴盛，以本署官员自发修纂为主。天启初因修两朝实录，征诸司故实，两京官署出现修志高潮。崇祯朝进一步完善，两朝官署修志最为集中，规划性强，多聘请专人修志，有专业化的趋势。地方志与政书体系对官署典故的缺载，是两京官署修志的客观需求。官署修志既可歌咏盛世典章，光耀官署前贤，又可便于本署行事，具备价值示范与行政实践二个层面的功用。两京官署志集中在文职官署，反映了明代以文官分理天下的政治格局，以及文官群体在政治文化中的垄断话语权，也寄寓了文官群体辅佐君主，以致太平之治的政治理想。
　　关键词：明代南京北京官署志政治文化
　　明代之前，已有官署志书。如唐代李肇《翰林志》与《翰林内志》，宋代程俱《麟台故事》、陈骙《南宋馆阁录》及佚名《南宋馆阁续录》，元代王士点《秘书监志》、刘孟琛《南台备要》等。明代之后，亦未尝绝迹。如清代鄂尔泰《词林典故》、慧中《台规》、梁国治《国子监志》、梁章钜《枢垣记略》、席吴鏊《内阁志》等。但数量及所涉官署有限，不成体系。唯明代官署志独多，尤以两京为最，有名可考者６６种，基本上文职官署皆修有志书，颇成体系。
　　有关明代官署志的著述，首推《千顷堂书目》卷９《职官类》，虽非专录官署志，但收录明代官署志书目最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职官类”亦收录不少明代官署志提要，不乏现已失传之书，价值颇高。其它如《绛云楼书目》、《传是楼书目》等书目，多有“职官”或“典故”之目，著录有明代官署志信息。现代研究有方骏《明代南京官署志概说》和《现存明朝南京官署志述要》，前者论述了明代南京官署志，不过该文缺乏必要的考证，又过于依赖现代书目，未免讹误缺漏，后者介绍了八部现存明代官署志①。其他论述单部明代官署志的论文，如王英姿《南京图书馆藏〈南京太仆寺志〉考述》，吴娱《〈旧京词林志〉著者及文献价值述略》，吴璐《孤本〈南京尚宝司志〉考述》②，范围有限。有鉴于此，笔者拟据明清及当代书目，参稽相关文献，在梳理明代两京官署志的基础上，分析其特点及政治文化蕴涵，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自发修志：万历以前两京官署志的纂修
　　以明代两京官署为记载对象的志乘不下１８０余种，包括志书、职掌、条例、历官表、题名录、传记、典故、纪事、杂记、杂考、杂录等类文献。这还不包括官署一时之办事条规、章程类文献。
　　其中以“志”命名者近７０种，其它史乘１１０余种。不论从体例，还是从内容、编纂意图上看，这些志乘难以俱视为官署志。本文所要研究的官署志，意在足备某一官署典故之总志。首先，以某官署之名，或简称、别称，后缀以“志”命名者，除部分杂志外，如《南京五城都察院职掌志》、《工部器皿志》、《工部铁治志》、《仪瓜工部分司志》、《刑部狱志》等，显非一司一署之总志，摒除在外；其次，部分以“记”、“考”、“纪”等命名之书，如《翰林记》、《留台杂记》、《太常续考》、《太常寺续纪》等，虽不以“志”命名，但从内容上看，具备官署志书之实，亦量为收入。
　　万历以前，两京官署志以本署官员自发修纂为主，具有散发性的特点，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景泰至弘治朝为初始阶段，修志６种。正德朝无志。嘉靖至万历朝为兴起阶段，修志３１种，约占总数的小半。兹将万历以前两京官署志考证、天启朝修志１３部，崇祯朝９部。另有纂修时间不详官署志７种，大致可以判定，多修于晚明。一方面，一些旧有官署志得到续修，如《南京刑部志》、《南京太常寺志》、《续南雍志》、《南京太仆寺志》、《南京吏部志》、《太常寺续纪》、《太常续考》等；另一方面，一些无志官署创修志书，如《南京鸿胪寺志》、《南京尚宝司志》、《南京詹事府志》、《礼部志稿》、《南京锦衣卫志》、《南京行人司志》、《南京钦天监志》、《鸿胪寺志略》、《工部志》等。官署志的卷数也空前增多，如《南枢志》１７０卷，《工部志》１３９卷，《礼部志稿》１００卷，远远超过之前官署志的卷数。天启崇祯时期是明朝的哀亡期，诸司典制高度成熟，故官署志书卷帙最丰，带有集大成的色彩。天启朝两京官署修志频度最高，７年间修志１３部，形成修志高潮期，其直接动因是修两朝实录。如《南京都察院志》之修，即是因“今天子龙飞之岁，诏修神、光两朝实录，征诸司故实，下南御史台”?瑔瑧。《南京行人司志》之修，亦是“会上以修神宗、光宗实录，下南京诸司，各志其故实”?瑔瑨。又据董其昌记载：“天启初年，礼部奉诏移文海内，求岩穴佚才，有所纂述，可为实录用者，所司以闻。于时附丽而起者甚众，两都九卿之署，各自修志，志成，其秉笔者各予官郡倅或中书舍人。”?瑔瑩可见天启朝修志高潮的出现，确是以纂修实录为直接动因，使发始于景泰时的官署修志活动，由自发走向各官署集中规划，并影响到崇祯朝的修志活动。
　　因此，天启后两京官署志的修纂，时间集中，规划性强，多聘请专人修志，其中又以监生、生员为主力。如王逄年、施沛、邵点、王荩明、朱长芳、翁逢春、施瑞云，皆以监生的身份修志，江山丽以贡生，俞汝楫、俞廷教、张可仕以生员修志，潘焕宿、刘振身份不明，亦是应聘修志。相较于官员自发修志，如黄儒炳修《续南雍志》，“书成于职业应酬之余”?瑖瑠，时间、精力有限，是一种业余行为。聘人修志使事有专责，且所聘多为饱学之士，时间、精力都有保证，使得修志趋于专业化，故修成之志不乏卷帙恢弘、体例严谨之作，达到较高水准。但也要看到，聘人修志只是将执笔权委诸专人，修志的内在动力、主导权及规划，仍出于官署官员，与自发修志并无二致。此时期官署志的修纂还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南京的官署志远远多于北京。天启朝１３部官署志中的１２部，崇祯朝９部官署志中的５部，皆是南京官署志。
　　三两京官署志编纂的政治文化解读
　　由于明代两京官署志大部分已失传，只能据传世书目等文献考证其信息。囿于条件，现存者笔者也未能一一翻阅，统计有所误差在所难免。初步统计，两京官署志凡６６种，北京３１种，南京３５种，南京略多于北京。现存者（包括残卷）３０种，北京、南京各１５种，已不足总数一半。两京六部皆有志书，颇成体系。此外，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太仆寺志书较多，其它官署修志参差不齐，但基本上文职官署皆有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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