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体育文化发展路径的选择
　　中西体育文化尽管各有特点，但有异有同，异途同归，在许多方面也表现出共性。首先是，在传统文化上，儒家、道家以及佛家文化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我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礼”与“和”的特征，奥林匹克文化中的追求公正与和平目标，与传统文化中的仁爱、礼让准则不谋而合。其次是，在奥林匹克文化中也蕴含着自由、平等以及博爱等观念，中国的伦理思想也使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出和平与公正的特点。
　　传统文化既然与奥林匹克文化殊途同归，中国体育文化为何还要进行路径选择？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中国体育文化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接受奥林匹克文化阳光雨露的滋养，成长阶段正值中西方文化新的碰撞与交流时期。种子已经在土壤里生根发芽，正处于苗木的生长阶段。
　　一味追寻阳光雨露，或许会枝繁叶茂，但根系生长缓慢，即使长成参天大树，细微的清风也会将它连根拔起；一味扎根地下，或许会根深蒂固，但茎秆生长缓慢，也难成栋梁之材。中国体育文化正是这株苗木，一边是孕育它的我国传统文化，一边是滋润它的奥林匹克文化，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难免面临价值选择。如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选择的结果关系到中国体育文化能否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其二，以西方为主导的奥林匹克文化，凭借发达国家的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政治优势，长期统治着世界体育文化。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与强大，中国的体育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也逐步提高。展望未来，我国的经济实力会越来越强大，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全球影响力的增强，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文化，现阶段正处于中西文化的碰撞时期，为了在未来能够承担影响全球甚至主导世界体育文化的重任，在成长阶段必须打牢根基，选准方向，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与发展路径。
　　2.1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目标的选择
　　价值目标是进行价值选择时的首要着手点，价值目标选择正确与否关系到人们能否从客观世界中寻找到自身的满足，是左右价值选择成败的关键因素。源自西周的宗法制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人们的家族观念与宗法意识比较强烈，讲究光宗耀祖。家族与集体的利益具有极高的价值，尊老爱幼与传宗接代都是将个人置于集体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7]，集体的威望与利益远高于个人的得失，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整体本位的价值追求。古代士大夫们喜欢的投壶运动，一般在上流社会的宾宴上才举行。比赛中除了要有必备的器材箭和壶之外，还有一整套的辅助用具以及讲究繁多的礼节，两个人比赛，双方各有十多人的后勤团队为比赛服务，比赛中的排场比拼远胜于技术的竞争。参赛者代表的是一个家族甚至是一个国家，一个人在投，许多人在周围忙乎。与此不同的是，奥林匹克文化将个人的自由与发展作为首要的价值追求，强调个人的权利。
　　“任何合法公民都有权利参加体育运动，这是充分发挥个人潜能和个性发展所必需的”（《体育运动国际宪章》)。追求个人利益，使自身得到提升与发展是奥林匹克的宗旨，因此奥林匹克文化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以古罗马为代表的欧洲奴隶主们，对角斗情有独钟。获胜的奴隶不仅能保留性命，还能获得自由。为了个人的生命与自由，奴隶们拼得你死我活。
　　中国体育文化选择的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本位目标，国家利益压倒一切。无论是举国体制还是奥运争光计划，都表现出个人服从集体，国家利益至上的特征。建国初期，中国据全国之力办体育事业，一切所需资源皆由国家提供，运动员与教练员服从国家的调度，个人利益服从服务于行政手段与政治需要[8]。运动员征战奥运赛场，获得的奖牌不仅代表个人成绩，更是国家荣誉的象征。“祖国至上”也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首要方面。
　　2.2中国体育文化价值评价标准的选择
　　中国传统文化将道德视为价值评价的第一标准。无论是“举孝廉”还是“举贤良”，都将德放在第一位。司马光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比才重要。与我国传统文化不同的是，奥利匹克文化更看重能力，才第一，德第二。
　　运动员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运动水平才有资格参加体育比赛，道德水平的高低与选手的参赛资格没有关系。就拿田径比赛来讲，无论奥运会还是世锦赛，获得金牌的永远是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选手，参赛选手的道德情操再高尚，也难以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比赛差距，运动员的才能才是能否当冠军的标准。当然，奥林匹克在注重运动员才能的同时，也没有忽视道德的重要性，在奥林匹克的岁月长河中，不乏运动员以高尚道德情操赢得人们肯定与尊重的例子。1968年，阿赫瓦里作为坦桑尼亚选手参加了墨西哥城奥运会，不幸的是，他在马拉松比赛中腿部受伤，怀着对祖国的爱意与对奥林匹克的尊敬，即使伤腿还流着血，他依然一瘸一拐地坚持完成了比赛，虽然是最后一个人跨过终点线，尽管此时离枪响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但数万观众全场起立，通过经久不息的掌声毫不吝啬地向这位勇士表达了他们最崇高的敬意[9]。被当做楷模与榜样的运动员不仅有一流的技术，而且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
　　中国体育文化现阶段在德与才之间选择能力为本，倡导才德兼备。我国举办的各级别体育赛事，排名的先后都是由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决定的，每项赛事都会设立道德风尚奖，以才为本，以德辅之。无论是容国团还是庄则栋，都是凭借高超的技艺得到国人的认可，然后再凭借高尚的道德品质与情操成为大众偶像[10]。目前国内体育奖项的最高荣誉“体坛风云人物”的评选，入围的都是在体育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参评标准首先看的是否具有出色的运动成绩，然后再考虑道德因素。才在前，德在后。才德兼备的运动员才能获得”体坛风云人物”的称号，由此可见，当下中国体育文化是以才为价值评价的首要标准。
　　2.3中国体育文化价值实现手段的选择
　　价值的实现手段是由主体的人创造和选择的，选择不同的手段会产生不同的价值效果。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传统文化与宗林匹克文化为了实现各自的价值，都选择了与自身主体相适应的客体手段。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农耕文明为主导，农业文明无论是与同时代的游牧文明还是与后来的工业文明相比，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农业与其他产业不同，必须依赖土地才能生产和发展。牧民可以随着季节的更替与水槽的肥美而不断迁徙，工厂可以根据所需资源的远近择地建厂[11]。而种庄稼的农民则不然，他们一辈子都得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很少迁徙与变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把人们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变相地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人与人之间缺少沟通与交流，环境变得封闭与保守。在此环境中产生的传统文化往往选择有利于个体单打独斗的、封闭的价值实现手段。
　　古代的围棋、射箭、藏钩、陆搏、双陆、骨牌、樗蒲、投壶、击壤等运动项目，都是个体与个体之间进行单独较量。奥林匹克文化是在古希腊体育文化的基础上，经过工业文明的洗礼逐渐成型的，在工业社会，机器代替了手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技术要求越来越精湛，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个体技术在高超也难以胜任甚至完成复杂的生产任务，工人与工人之间通过分工合作、交流沟通与共同参与，才能完成专业化的生产要求[12]。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开放与合作的社会背景，在开放与合作中产生的奥林匹克文化也选择交流合作与开放互惠的价值实现手段。这一点在古罗马人喜爱的角斗表演上最能体现，角斗士分成两进行厮杀，每一组中谁负责掩护，谁负责进攻，谁负责诱敌，分工都很明确。以一方将另一方斩尽杀绝为结束，这就要求角斗士要互相合作，彼此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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