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文化在封闭与开放之间选择的是后者。近现代中国吃够了闭关锁国的苦头，古代的中国在科技文化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缺少交流与开放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大势。近现代的中国人为封闭与保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次次用伤痕累累的疤痕提醒着中国要开放，要交流[13]。中国的体育文化毫不犹豫的选择广泛参与、开放合作的价值实现手段。即使在冷战时期，中国也导演了“乒乓外交”的好戏。随着中国体育成绩与体育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运动员与教练走出国门，中国籍的乒乓球教练几乎统治了世界各个国家的乒乓球队，各个国家的跳水与排球对也对中国的教练情有独钟。与此相得益彰的是，中国的曲棍球、网球、足球、篮球以及冰雪运动等项目，也在世界各国外籍教练的指导下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中国体育文化选择交流与开放的手段正在为自身与世界创造着越来越多的价值。
　　2.4中国体育文化价值保障方式的选择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统治之下，君臣、官民意识强烈。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其对中国社会的统治持续了五千多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缓解阶级矛盾力求江山永固，都以礼治国，强调君权天授，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14]。礼的地位高于法，统治更依赖天理对人的约束作用，法律只是维持人治的辅助手段。
　　法律的规范性与强制性非常模糊，与极具内在性和亲和性的伦理规范形成鲜明的对比。唐代开始的“武举”，比试双方过招时，点到为止，胜负由皇帝评判，没有明确的规则与制度。奥林匹克文化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熏陶，更加强调法律的约束性。体育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必须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体育比赛的开展必须严格遵循《奥林匹克宪章》的要求。就拿前奥委会主席罗格的“瘦身计划”来说，作为世界奥林匹克的掌门人，想要精简奥运赛事的项目，也必须按照法定程序，经过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的讨论与表决，才能够实施。奥林匹克运动通过法律的约束，达到了公平竞争、人人平等的目的，任何人都不得超越规则与法律。
　　新中国的体育建设历经几人的摸索与探讨，选择法治作为体育文化价值的保障方式。目前在国内，无论是官方体育机构还是民间体育组织，成立之初都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按照法律的规定与要求运行[15]。中国奥委会接受国际奥委会的领导，维护《奥林匹克宪章》的权威，遵守其规定，贯彻其精神。中国各项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的设立也是为了与国际体育标准全方位接轨，民间成立的各个单项运动协会，也严格遵守国际单向协会的规章制度，积极参与其组织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与《反兴奋剂条例》的诞生，更是彰显了中国体育文化选择法治的坚定决心。
　　北京奥运会的申办工作严格遵守国际奥委会的规章制度，国内赛事的举办也严格执行法律程序，中国的体育比赛还引进了裁判制度与听证制度。长期人治的传统文化使中国体育文化在选择与执行法治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尽管起点是落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背景下，中国的体育文化的法治建设正向着奥林匹克文化在这方面的完备与标准靠近，法治是保障中国体育文化价值的最持久和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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