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不断扩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始萌芽、发育。进入21世纪以来，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加速、城乡居民消费不断升级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逐步深入的情况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总体情况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确立了我国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户家庭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中最庞大、最普遍、最基本的主体。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94.1%的耕地、97.8%的集体林地、73.4%的可利用草原已经承包到户，承包集体耕地的农户达到2.29亿户，占农户总数的87%。亿万承包农户是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础，也是我国农产品特别是大宗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是在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培育和发展起来的。
　　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发展方兴未艾。早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劳动力转移和农户间土地流转，农村就出现了一批专业大户。近10多年来，随着土地流转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政策的支持，专业大户大量增加。在浙江、上海、吉林等地方，在当地政府推动下，形成了一大批家庭农场。截至2011年底，全国经营耕地面积在3.3公顷以上的种植大户达到276万户，其中6.67公顷以上的近80万户。随着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大量养殖散户退出，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快速发展，已经成为畜禽产品供给的重要力量，在肉鸡、鸡蛋等领域甚至成为主要力量。
　　农民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受历史上合作化的影响，部分农民谈“合”色变。但近年来，在农民强烈需求和政府积极推动下，农民合作社发展呈现加速态势。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急剧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出现土地股份合作、联合社、资金互助合作、加工合作等多种合作形式，成为组织农户生产、发展农产品加工、对接龙头企业、开展市场营销的有效载体。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全国依法登记的合作社达64.7万家，实有入社农户4900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9.2%。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力不断增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业产业化经营成为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重要方式，由此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推动，大批龙头企业应运而生。截至2011年底，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1万多家，销售收入5.7万亿元，企业平均固定资产2300多万元。目前，龙头企业每年提供的农产品及加工制品占国内农产品市场供应量的1/3，占主要城市“菜篮子”产品供给的2/3以上，出口创汇额占全国农产品出口额的80%以上，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发挥着骨干作用。
　　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发展进入新阶段。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户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和原有政府服务机构的改革，一大批为农户提供农资和产品购销等服务的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填补了原有政府公共机构改革所带来的市场空间。原有服务组织多以农资购销户、农产品经纪人为主，而近年来随着现代农业建设推进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产前农资生产、购销企业和产后农产品运销企业开始大举进入农业生产性服务领域，提供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成为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新生力量，推动着经营服务组织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截至2011年底，全国农机化作业服务组织达到17.1万个，农机化作业服务专业户达到511.7万户；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组织达到2.5万个以上，从业人员近100万人；农产品批发市场约4500家，职业经纪人达600多万，“土地管家”、“土地保姆”等一些新兴的农业服务组织也迅速发展。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其制度障碍
　　尽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态势总体较好，但仍然存在_些突出的问题：_是规模小、效益偏低。目前70%以上的专业大户种植规模不到6.67公顷，90%以上的龙头企业年销售收入不足1亿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规模、产品规模普遍较小。受市场风险、自然风险、质量风险等多重风险的影响，面对日趋激烈的国内外竞争，无论是种养大户、合作社，还是龙头企业，经营效益普遍不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普遍不强。二是运行不规范。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制度不健全，民主管理机制不完善，运作管理随意性大；相当比例的龙头企业尚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基地农户的联结不紧密。三是人才匮乏。目前农村实用人才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仅为1.6%，受过中等及以上农村职业教育的比例不足4%，生产经营人才严重缺乏；而且由于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的工作条件较为艰苦、待遇较低，很难留住高素质人才。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农业生产特点有关，也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有关。从根源上看，主要是农业农村发展体制机制不完善造成的，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在农业用地方面，我国农地是集体所有制度，农地由村集体所有，农户拥有的仅仅是承包经营权，并不是完全产权。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延长土地承包期限，推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特别是近年来在部分地区开展农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把农民土地承包权长期化、物权化。但由于政策落实不到位，部分地方甚至还在按照人口增减调整土地，影响了农民对土地的长期预期。不少农民对流转土地心存顾虑，转出土地特别是长期流转的意愿不强，成为制约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龙头企业发展的障碍。在农业生产性建设用地方面，尽管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但在落实过程中依然面临较大困难，许多规模经营主体反映其生产性建设用地需求无法满足。此外，对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尽管国家承认其为非农用地性质，但却不允许直接进入土地市场流转，从而导致专业大户、合作社和龙头企业拥有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能用于抵押，限制了其获得融资的能力。
　　二是农村金融和保险发展滞后。近年来，尽管政府各个部门对发展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取得了共识，但由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难度大，监管部门担心出现系统性风险，在政策上采取了严格的准入政策，导致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滞后于农业农村发展的需求。大多数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和中小型农业企业由于缺乏有效的担保抵押物，加上申请手续繁复、隐性交易费用高等问题，很难从正规金融获得信贷支持，而小额信贷等扶持性贷款规模又较小，远不能满足其资金需求，严重限制了其发展壮大。在农业保险方面，自2007年开始实施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以来，补贴品种逐年增加、覆盖地区逐年扩大、保费补贴比例逐年提高，支付农民的灾害赔偿逐年增加，但总体上我国农业保险尚处于不断完善的发展阶段，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赔付水平低、农民参保积极性和地方政府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积极性低等问题还比较突出，还难以充分发挥风险保障的作用。
　　三是城乡分割的管理制度。为了加快城镇化进程，近年来我国不断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和城镇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但大中城市仍然对农民进城落户设置了较高门槛，再加上生活成本较高，大部分进城务工农民难以在城市落户。尽管已经有大约1.6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但其中有相当比例的农民仍然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土地，长期流转土地的意愿不强，影响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
　　四是政府支持政策不足。2004年以来，在“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和“多予、少取、放活”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快速增加。但大多数支持政策主要用于民生事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对传统农户的支持，国家对新型经营主体缺乏有效的支持政策。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小的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很难得到项目和资金的扶持。各项支农政策还存在脱节现象，政策之间缺乏配套性和衔接性。政策落实效率还不高，政策实施成本较高，许多政策具有明显的时滞性。
　　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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