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在施政理念上强调“修己以安百姓”。《论语》这种德政观念虽然是由亲亲尊尊的五伦来维系的，但由这种文化特质滋长起来的尽心、尽性、尽伦、尽制的“综和尽理之精神”，就是要求每个人尤其是施政者要成就圣贤人格。孟子曾说，人人皆可为尧舜。意思就是每个人不断“修己”，即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提升，就能进行有效地“安人”和“安百姓”。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因财富占有的差别而经常导致社会底层的暴动最终改朝换代，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深知载舟覆舟的道理，从而在夺得江山社稷之初，总是非常注重“修德政”、“养生息”。这不仅与文化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实际上就是传统文化的特质使然。这种传统文化特质一直就是中国历朝历代为政的基本道德。当今中国共产党在六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反复强调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在当今成为时代强音的具体表现。
　　三是在对外的理念上强调“和而不同”。包容性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鲜明的特质。“和而不同”包含着不同、差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的统一，同异有别，协调差异，以求和谐。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都追求和谐。《道德经》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孔子也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虽然道家与儒家所追求“和谐”的内容不同，但本质上都强调在尊重多样性的前提下来谋求和谐。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之所以能绵延不断地传承至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中国文化的巨大生命力和成长力就在于，它提倡求同存异，而不化异为同。当今中国以“和谐世界”为目标取向的外交理念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这种“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特质。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在于塑造中国一个“新的自我”，也就是在当今要塑造中国的良好国家形象。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总是视中国为“他者”，而“他者”不仅仅被想象为与“我们”不同，而且还被认为是国际社会中的“异类”。因此，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存在着巨大的偏差。那么，究竟如何来纠正被歪曲了的中国形象呢？既然“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都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即硬实力的快速提升的认知，那么纠正被歪曲的中国形象就不能再通过提升硬实力来实现，而是通过提升中国软实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来实现。
　　中国文化软实力对中国自身的塑造功能集中表现在主体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整合功能上。这种整合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价值整合和规范整合。
　　所谓价值整合就是构筑社会的价值认同。近代中国是“一盘散沙”，这固然有外部军事入侵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军事入侵的同时带来了西方的文化殖民。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正是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被迫起步的。在这种外在力量的解构之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功能迅速瓦解解于是，中与西的冲突、新与旧的冲突迅速显现。前者被费正清比喻为“两出巨型戏剧”第一出是中西之间的文化对抗，第二出是这场对抗导引中国在“一场最巨大的革命中所发生的基本变化”。而关于新与旧的冲突，论者颇多，较早对此冲突进行阐述的是民国初年的黄远生，他认为，“自西方文化输入以来，新旧之冲突，莫过于近日”随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都有不凡的论述。陈旭麓先生总结自鸦片战争以降80年的历史，更是一语道破问题的实质：“八十年来，中国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进而'中体西用’，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科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随着古今中西新旧之争。”文化价值观是社会认同的基础。文化价值被解构之后，社会认同也迅速多元化，甚至无序化，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失范。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正是文化价值观被解构之后社会失范的一种现实反应。所以，当时就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的性格绝不是温文尔雅的……妇女处于愚昧、附属和隔离的状态，男人们则奴颜婢膝、欺诈、漠视真理。从国王到乞丐的中国社会的每一阶层和每一级官吏，都无情地实践一套欺骗和伪善的系统……一般说来，中国人也没有任何信仰”这是对中国形象较早的最恶劣的歪曲。
　　20世纪下半叶前30年，由于政治价值的功能完全掩盖了文化价值的功能，也由于认为时代主题仍然是“战争与革命”，因此中国常常不顾国力的实际情况而进行外交援助以推进“世界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世界“解放运动的支持者”（iemicnsupporter)而被视为“革命解放者的”堡垒（bsticnGfrevlinay-libeao)。在冷战时期，对中国的这种角色定位实际上就是把中国视为“异类”认为中国是“将改变国际体系本身作为追求目标的坚定的革命者”西方对中国的这种认知到今天还保持着强大的“惯性”，这是当今“中国威胁论”的错误的认知根源之一。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市场的价值取向取代了政治价值而掩盖了文化价值的功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市场理念的冲击之下再一次被解构。一时之间，从政府到市场主体都陷入经济至上主义的泥潭，而中国在经济发展的时候过多地强调了量的增多，却忽视或无法在短期内解决质的提高问题。于是，在能源和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碳排放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中国被西方认为是患上了“中国综合症”（TieChnaSyndoie)。而为了不让“中国综合症”成为国际社会的威胁，就必须对中国崛起的进程和势头加以“掌控”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硬实力的“量大质低”也是外部“中国威胁论”产生的根源之一。
　　当今，中国重新倡导“和合”等传统文化思想，就是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之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中发挥文化的整合功能。当然，发挥文化价值的整合，并不是要使社会抛弃政治价值和市场价值，而是一方面要用传统文化的精髓来重构社会认同体系；另一方面要用一种共享的文化价值来夯实市场价值体系，使市场在文化价值的引导下更为理性，包括理性地对待社会、自然和人类自身。若能实现这样的整合，则中国的对外形象就实现了新的再造。
　　二是规范整合。人创造文化，但文化却是人的精神养料。人的言行举止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同时在对外活动时又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形象。从这一角度来看，规范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关系到外界对该民族、该国家整体形象的认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人被西方视为不被人信任、贫穷、狡诈、贪婪的民族。19世纪末期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turHSnih)在他的《中国人的素质》（ChineeChaacteitics)一书中也指出，中国人在性格上漠视
　　时间和精确性、天性误解、没有契约精神、拐弯抹角、因循守旧、柔顺固执、麻木不仁、心智混乱、互相猜疑、缺乏同情，他们愚昧而狡诈、懦弱而残暴、虚伪而淫荡，等等。于是，中国就被描述为一个经济贫困、政治腐败、道德堕落的野蛮国度，是个邪恶的专制帝国。这种认知迄今为止也没有根本扭转过来。一方面是外部的偏见，另一方面则是在国外的中国人把在国内的劣行全都带出去了，言行举止缺乏文明的规范，因而使外部对中国人的认知形成定势，认为中国人过去、现在大致一样，所不同的是，富裕了的当今中国人“具有猎豹一样美丽的外表”，但有“像猎豹一样的狡猾和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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