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宁肯小说在以往的反腐败官场小说的基础上，在权力批判方面有新的突破，实现了权力批判的转向。宁肯小说破解了权力系统运作的内幕和权力形态，敏锐发现和深刻揭露了权力系统运转所产生的“黑洞”的本质；完美地再现了权力的罪恶，展现了权力者追求权力、滥用权力和被权力毁灭的全过程；通过描绘权力是如何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地剖析了人人自身都有的权力欲望，把权力批判的矛头从仅仅指向权力贪腐者而转向现实生活中的权力欲望者自身。权力批判的转向是宁肯小说艺术探索的必然性结果，宁肯小说的权力批判达到了当代文学的新高度，如果我们不能从权力批判的角度考察宁肯小说，就无法真正揭示其独特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权力欲望；权力系统；权力批判；文化批判
　　一、权力批判是否还留有罅隙？
　　宁肯可以说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作家，作为“50后”，他迟至本世纪初，才以网络小说《蒙面之城》在当代文坛产生影响，后来他创作的《天·藏》等几部小说迎来更多声誉。宁肯的小说似乎有一种后发优势，能在别人写过的题材上继续开掘，取得突破和超越。在反腐呈高压态势的2014年出版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①，宁肯同样没有让我们失望。
　　当代小说写反腐败、写官场的已经不少。周梅森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老百姓理想的官员形象，他的“政治小说塑造了一大批无愧时代的政治家、改革家或人民公仆形象，如《人间正道》中吴明雄等，他们是新时代的楷模，也寄托了周梅森对政治生活与政治改革的理想。”[1]不过，复杂的权力场毕竟还有更丰富的现实需要作家们去探索。有人梳理过，“细致描摹官场生态的小说中，代表作有刘震云的《单位》、《官场》、《官人》，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苍黄》，阎真的《沧浪之水》，李唯的《中华民谣》、《腐败分子潘江水》和小桥老树的《官场笔记》，黄晓阳的《二号首长》等。”[2]还有作家陆天明的反腐系列作品，自1995年《苍天在上》开始，还创作了《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等。上述作品对于官员的复杂心理进行了真切而细腻的刻画。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反映权力腐败的作品中，有王跃文的《国画》、《苍黄》等，王跃文叙写了权力场中人的为官心经。“官场早就是个大江湖”，[3]39王跃文说：“我在小说里剖析的只是一种‘官场亚文化’。”[4]这些小说暴露了权力场的勾心斗角和官场厚黑学以及腐败官员的阴暗心理。这“官场亚文化”，正是人们所关注和分析的官本位和权谋文化。[2]当然，对于权力的批判不会止步于此。“他（王跃文）并不刻意批判官场，也不沉溺于权、利、性三位一体的庸俗展示，而是着迷于对官场这个特殊场域中的世态人情作一种原生态的写实。”[5]这就道出了王跃文凭借这一类题材对人的探索深度。
　　毋庸讳言，这一题材的小说创作取得了不小的艺术成就，不过，这些小说还存在若干待解问题。比如小说讨论的主要是权力运作学，而“没有涉及权力发生学。”[6]“官商勾结的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从权钱关系入手反腐败。”[7]这类小说虽具有社会批判性，却让读者不满足。某些小说只是反映了现象，而没有触及本质，显得浮泛。虽说“没有权力失范就没有贪官，没有权力失范的书写就没有反腐倡廉的官场小说。”然而，某些小说“权力作用和权力失范的书写过于放大，分寸有些失当。”[7]这同深刻认识权力场，进行权力批判的主旨，是背道而驰的。有的小说通过对权力场生态的描写，来表现小说人物受到“权力欲望的诱惑与自我的沉沦”和“对官场“专制”与文人性官员的“奴性”的反思”，[8]这些思考是颇有价值的，然而这些小说把小说人物置于“他者”来批判，权力批判的指向是对外的，因此，这类小说往往是在“权力叙事”中充满了“道德拷问”。[9]这导致作者和读者都以一种自我高洁的姿态进行权力批判，而忽视了权力欲望是人类的弱点，也无视权力崇拜与权力迷信在中国有相应的文化土壤。
　　这类小说看上去对官场腐败的批判锋芒非常尖锐，却失之于空洞的理念批判。如果只是出于义愤的权力场想象，小说很难揭示更为深层的社会和人性内涵，有时因为分寸感缺乏，官场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显得夸张化、漫画化，人物没有生活实感。也就是说，这一类小说对官场生态的描绘其实和现实是有一纸隔膜的。宁肯的《三个三重奏》试图改变以往的官场小说权力批判的指向，而把权力批判从向外指向“他者”，转为指向人们自身的权力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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