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与杀婴案件更为直接的接触则是在安娜·卡特琳娜·霍恩杀婴案上。这名来自魏玛坦诺德村的未婚少女于1783年4月杀死了自己刚刚出世的儿子。当年秋天，有关该案件的判决在枢密院（包括歌德在内的三人）进行表决，歌德的意见则是决定性的一票。当时法官虽倾向于对该女子处以终生监禁，但是他需要委员会的投票同意。此时被告的希望全在歌德身上，他虽然曾在其1771年的博士论文中反对废除死刑，在对于杀婴案件的审判上却认为对于嫌疑人并无处以死刑的必要。然而这位格蕾辛之父的答案却是：“……我认为保留死刑比较合适”，24天后，安娜在广场上被斩首示众。歌德此后在《诗与真》中对当年的这一事件并未表明立场，而是予以了极其简短、中性的报导：“很快一个巨大的罪行被人发现，对它的调查和惩罚使整座城市陷入了持续好几个星期的不安中。”

　　1929年，歌德当年参与该杀婴案件死刑判决的细节第一次于《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的刑事司法系统》中公诸于世。自此，该话题就一直受到各种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们的强烈关注。虽然歌德学者们对该话题总是避而不谈，但是对于这位大诗人的谴责之声却仍然此起彼伏。

　　三、歌德对于格蕾辛情节的创作和改编

　　如上文所述，歌德对于杀婴犯罪的态度一直饱受诟病，许多人认为歌德身为“格蕾辛”之父却赞成对杀婴女子执行死刑，实属表里不一、言行矛盾。那么究竟歌德出于何种动机才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也许我们能够通过他对于格蕾辛悲剧的三易其稿中窥知一二。

　　无疑，1772年1月被处决的杀婴女子苏珊娜·布兰特是歌德创作“格蕾辛悲剧”的最初动因。正是在该案件发生后的那一年，歌德写作了《浮士德初稿》，创造了可悲可叹的格蕾辛悲剧。该本中，格蕾辛情节从“街道”一场开始，至“牢狱”结束，与“学者悲剧”独立存在，无十分明确的联系。同时，《初稿》中也没有“魔女的丹房”“森林和山洞”“瓦尔普吉斯之夜”三场以及“夜”一场中瓦伦亭被杀；而“阴暗的日子”和“牢狱”二场则是以无韵文形式写成。这样的结构也十分符合歌德当时的创作心境。

　　目睹了苏珊娜的死刑，听闻了她的悲惨故事，如维特一般敏感的青年歌德必定深受震动。因此，这时的“格蕾辛悲剧”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其语言也别具狂飙突进特征——“一切强烈的、个性的、生动的语言”。尤其是“牢狱”一场更是震撼人心，当浮士德发现格蕾辛已经发了疯后，他扑到格蕾辛身上，深情地喊道：“格蕾辛！”而玛格雷特（格蕾辛）则挣脱开来，惊喜地呼喊着：“他在哪里？我听见他叫我了，他叫道：格蕾辛！他在叫我呢！他在哪里？啊！尽管他惊恐莫名、牙齿发抖，我还是认出了他的声音，他在叫我：格蕾辛！”紧接着她拜倒在浮士德面前，哀求道：“天啊，天啊！把他给我，我要他！他在哪？”浮士德也激动地紧紧抱住她，念道：“我的爱啊，我的爱人！”玛格丽特的身躯慢慢下沉，头埋进了他的胸膛。试想一下这震撼人心的场面，怎能不让人胸中涌起无限的激情，为二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感动，为格蕾辛的悲剧命运扼腕呢？这样澎湃的文字的背后隐藏的是歌德对杀婴女子悲惨境遇的深深同情，也是他用来击向这残酷社会的一记重拳。他把自己在学术讨论中无法实现的抱负写进了自己的作品，以期在观众心中卷起一股风暴。可以看到，这时的格蕾辛悲剧，批判的主要是封建贵族、僵化的法律条例与冷漠的道德社会。

　　1786年，也就是歌德赞成对杀婴女子安娜·霍恩处以死刑后的第二年，歌德决定继续暂停已久的《浮士德》写作。这一次，出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部并不完整，甚至略显无趣的作品——1790年出版的《浮士德片断》中不再包含“夜”一场，但新添了“魔女的丹房”以及“森林和山洞”两场，而且全剧到了“教堂”一场便宣告结束——格蕾辛悲剧最震撼人心的“牢狱”结尾被删掉了。这一改动可能是歌德认为他在狂飙突进时期创造的这一悲剧结尾与他新的古典形式原则不符，但自己又暂时没有能力改编这一场景所致。

　　这部《片断》似乎将矛头直指“魔性”：“魔女的丹房”将原本独立的学者情节与格蕾辛情节连结了起来——如果不是魔女的汤药，浮士德无法返老回春；如果不是魔女的魔镜，浮士德不会心有妄欲——总之一句话，是梅菲斯特的魔性引诱了浮士德，也是魔女的魔法导致了浮士德去引诱格蕾辛。新出现的场景“森林和山洞”中浮士德的开场独白也进一步鞭笞了“魔性”的可怕：浮士德回顾自己笃信地灵后所经历的一切，感谢地灵给予了他自己所祈求的一切。可他同时也愈加感到世人是得不到所谓完美的东西的——他心中对于爱欲的热火虽然让他得到了享乐，但是在享乐中却又渴慕新的欲望——“魔性”不会带给人满足，只能带来如无底洞一般的欲望。终于浮士德没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诱骗了格蕾辛。而《片断》以“教堂”中的场景收尾，让格蕾辛在恶灵的低语、合唱团的高呼以及风琴的振聋发聩中晕厥，则标志着“魔性”与“神性”的终极对决。我们不禁想起歌德在同一时期创作的诗歌《神性》：“人类是高贵的、助人的、善良的！”

　　1783年秋，歌德在日记中写到“我将我的政治、社会生活与我的道德、诗人生活分开了”。这时的他已不再试图从社会的角度找寻解答，而是投向了神性的怀抱。那个狂飙突进的维特式歌德开始了自己的反思与寻找。

　　终于，歌德于1806年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的创作。这一次，歌德又一次大刀阔斧地改编了格蕾辛悲剧。除了使原有的初稿中情节重新见光外，歌德还新添了“瓦尔普吉斯之夜”一场，并且将“牢狱”一场改成诗句。新添的一场“瓦尔普吉斯之夜”的主要内容为：梅菲斯特为了不让浮士德知道格蕾辛的处境而故意将其引诱到哈尔茨山的山顶，参加魔女们的淫乱欢会，想继续把他拖进官能享乐的泥潭。然而浮士德面对魔女们聚众淫乱的场面不为所动，反而看到了格蕾辛苍白的身影。这说明浮士德并不是一个只重情欲的人，他对格蕾辛是有感情的，而不仅仅是对于肉欲的满足。

　　“牢狱”一场从之前的无韵文改成了诗文，这样一来使其震撼力量大大减少，符合了歌德古典时期的创作目标；这样也让读者更加自发地思考，而不仅限于对于格蕾辛的同情。八年前，也就是1798年的5月5日，歌德在给席勒的信中写到：“（浮士德中的）一些悲剧场景是用无韵文写作的，由于它们十分自然而强烈，使得其与韵文相比更让人难以承受。因此我现在尝试把这些无韵文改写成诗体，这样一来整个中心思想（Idee）就像罩上了一层面纱，这些材料的直接效果就能减弱了。”那么格蕾辛情节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说“魔性”代表纯粹的欲望，而“神性”则是对这些欲望的克制。《片断》中的浮士德完全伏于“魔性”脚下，而《浮士德》第一部中的他则摇摆于二者之间。他并非唯梅菲斯特之魔力马首是瞻，面对格蕾辛的宗教信仰他也嗤之以鼻。若要说此时的浮士德有信仰的话，那么他只信仰他自己。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自大至极的人！此时的歌德已经明白，无论是社会的苛责、道德的束缚抑或是魔性的诱惑，这些都不是造成格蕾辛悲剧的根本原因。反过来，是人类盲目的自以为是，是他们自私地追寻自己的欲望，傲慢地无视宗教的戒律，才导致了这样悲惨的结局！

　　格蕾辛悲剧既非“爱情/欲望”的悲剧，也不是格蕾辛这个无辜少女的悲剧（她最后获得了上天的拯救），反倒是浮士德的悲剧，是所有自大的人类的悲剧。歌德通过这一情节，实则是在控诉人类因自己的盲目自大而带给同类的无限痛苦，杀婴的情节更是赤裸裸地指出：如果人类再这样自私下去，那么我们甚至会扼杀自己的后代，断了自己的血脉。

　　【参考文献】

　　[1]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二卷）[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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