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企业投资成功时：

　　企业选择违约的收益=q×[（1+u）B-k×D-F-R]+（1-q）[（1+u）×B-k×D-R]

　　企业选择不违约的收益=（1+u）×B-（1+r）×B

　　由[（1+u）×B-k×D-F-R]+（1-q）[（1+u）×B-k×D-R]<[（1+u）B-（1+r）×B]得到：

　　q>[（1+r）×B-k×D-R]/F （3）

　　（2）企业投资失败时：

　　企业选择违约的收益=q×[B-k×D-F-L-R]+（ 1-q）（B-k×D-L-R）

　　企业选择不违约的收益=-L-r×B

　　由q×（B-k×D-F-L-R）+（1-q）（ B-k×D-L-R）<（-L-r×B）得，q>[（1+r）×B-k×D-R]/F，与企业投资成功时计算结果一样。所以，当q>[（1+r）×B-k×D-R]/F时，银行有理由相信企业不会选择违约决策，此时s=0。

　　银行方面，银行的监督程度主要是考虑对银行的收益的影响，银行的收益函数为Z=（1-s）（1+r）×B+s×k×D-（1+i）×B-C（q），当q>[（1+r）×B-k×D-R]/F时，银行有理由相信企业不会违约，认为s=0，此时银行的收益函数不需要考虑企业的违约概率，则Z=（1+r）×B -（1+i）×B- C（q）=（r-i）×B-z×ln（1-q），其导数Z′（q）=- C′（q）=z/（1-q）≤0。q值越小，银行收益Z值越大，即银行的监管程度越高，监管成本越高。由不等式（3）可以看出，当q略大于[（1+r）×B-k×D-R]/F时，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银行的收益最大；同时也可以看出保证控制风险所需的监督程度受到r、k×D、F、B、R等多方面的影响，当银行的贷款利率越高、贷款额度越高、抵押品的变现价值越低、违约后的声誉损失越小、有效执行罚款的力度越小时，银行为规避风险所需的监督程度就越高，反之，银行为规避风险所需的监督程度就越低。

　　2.银行为风险中性，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此时，只要能带来更多的收益，银行允许一定的风险存在。

　　银行的收益公式：Z=（1-s）×（1+r）×B+s×k×D-（1+i）×B-C（q） （4）

　　将公式（1）、（2）代入（4）得：

　　Z=[1-（1-q）×f（p，n，G）]×（1+r）×B+（1-q）×f（p，n，G）×k×D-（1+i）×B-z×ln（1-q）

　　由Z′（q）=0，可得q=z/f（p，n，G）×[（1+r）×B-k×D]+1 （5）

　　由Z′′（q）=z/（1-q）×2<0可知，q=z/f（p，n，G）×[（1+r）×B-k×D]+1是银行满足期望收益最大化的最优监督程度。同时，从式（5）可知，由于f（p，n，G）>0，随着融资利率r的提高，抵押品的变现价值k×D降低，银行所需的最优监督程度也要相应提高。事实上，当融资利率r提高，企业需要追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以保证收益，高回报意味着高风险，企业的投资失败率和违约率都会提高，而抵押品的变现价值k×D降低意味着融资企业为违约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变小了，这种情况下，银行必然要加大监督力度以保证期望收益不受影响。

　　总之，银行一方面应该完善现有的成本评估机制，准确计算出监督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另一方面要联合行业协会、政府等各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银行应与一些信誉好的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通过加强社会对违约企业的隐形惩罚功能来弱化道德风险，加大企业欺骗和逃逸的声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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