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闻宣传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的新闻宣传实践者和领导者，在社会政治转型发展的独特历史时期，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现实、新闻规律有机结合，以求实创新的精神、纵览全局的战略视角，阐释了许多具有理论架构意义和现实实践价值的新闻宣传观点，丰富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并在新时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新闻宣传思想；新闻事业；媒介

　　中图分类号：G2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6-0141-04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宣传家之一。无论是作为实践者亲身参与新闻宣传实践，还是作为国家领导人去指导、发展中国新闻宣传事业，他都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务实创新精神，将中国新闻事业与社会现实有机结合，在社会政治转型发展的独特历史时期，提出了一些较为超前、开放、独特的新闻宣传思想，力图在特定的政治时期将中国新闻事业回拨到本源与正途。不过，荒唐时代的清醒，往往要付出代价，甚或是生命。在“左倾”政治主导的历史时期，刘少奇的清醒和努力不但没有奏效，反而在“文革”时期被扣以“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罪名，并在《新闻战报》《人大三红》《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刊物上被“全面”、“深入”地批判，从而使中国新闻理论和事业发展继续在泥沼中挣扎……但历史难以篡改，乌云始终遮掩不住真理的光辉。拂去历史的尘埃，从当下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现实再回眸刘少奇的新闻宣传思想，却不得不慨叹刘少奇在“左倾”政治主导的独特历史时期提出的较为系统、独特、创新、前瞻、务实的新闻宣传理念，以及革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勇气与胆识。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新闻改革尤其是党报改革日渐成为热点、难点的背景下，有必要对刘少奇的新闻宣传思想做一番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描绘，以彰显其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史上的地位，并对创新党报改革提供某种思路和借鉴。

　　一、媒介是“桥梁”、“导线”——对媒介作用的形象认知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资料表明中国共产党历来都极度重视报纸等媒介的重要作用。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也多次强调过报纸等媒介的作用，认为媒介具有重要的沟通和引导作用——好的报纸能追求真理、传播真理，指引着人们追求进步，走向团结；不好的报纸则脱离群众，散布错误言论，影响人民的团结，对社会产生危害性影响[1]。因此，刘少奇认为新闻工作在党的工作中极为重要，是党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党的新闻工作中，媒介向来有“喉舌”、“耳目”等形象比喻。刘少奇在1948年也曾对记者说过“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话语，但说的更多的则是其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形象理解——新闻是“桥梁”，是“导线”。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曾强调，记者的工作是党联系群众众多线索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我们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你们（指新闻记者，笔者注）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报纸每天和群众见面，每天把党的政策告诉群众。……千座桥，万条线，主要的一个就是报纸。[1]”没有报纸这一桥梁，共产党就会脱离群众，就会被人“扼死”。因此，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强化与群众联系的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通过报纸等媒介，充分发挥报纸的“桥梁”、“导线”等作用，实现共产党与群众的沟通，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

　　刘少奇关于媒介是联系党和人民群众“桥梁”、“导线”的形象比喻，生动地说明了报纸在党和群众之间的双向互通和互动的关系。应该说，报纸等新闻媒介作为联系群众的重要方式，并非是一个新命题。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时就要求“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2]。不过，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持续发展，党的新闻媒介更着力于广泛宣扬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各地出现的典型与经验，更多地体现了党的“喉舌”作用，而对共产党和群众的互通互动有所忽略。刘少奇则是当时党内为数不多的强调报纸媒介要充当党和群众的“桥梁”的领导人，他认为报纸既要传达上情，也要反映下情，记者不仅要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也要反映老百姓的诉求，要“能比较真实、全面、深刻地把群众的情绪、要求、意见反映出来[1]”，敢将“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3]”说出来。刘少奇认为，报纸等媒介唯有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导线”等作用，才能有助于社会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刘少奇对报纸等媒介“桥梁”、“导线”作用的形象认知，既表现出他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党报现状的忧虑，也是对未来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对党报发展的考量，表现出开放、前瞻和务实的特征，体现出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根本利益的考虑与维护。

　　二、客观性和主观性的辩证结合——对媒介报道的要求

　　新闻是重要的意识形态，既是对社会现实存在的反映，也不可避免地潜隐着意识形态，客观性和主观性是新闻的一体两面，这已经是当下对新闻认知的共识。不过，党的“喉舌”的过分强调，使得新闻更多地承担起宣传的职能，而对新闻的客观性有所忽略。刘少奇则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出了媒介新闻的主客观性特征，并对党报的新闻报道提出了要求。刘少奇在1956年5月28日的《对新华社工作的谈话》中希望新华社成长为世界性通讯社的同时，也根据自身对新闻的理解对新华社的新闻报道提出了要求：“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4]”他较早地并科学地指出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是新闻叙事的一体两面，是辩证统一的。

　　刘少奇认为，真实、客观、全面、公正地报道新闻是党报工作也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外国记者强调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末，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如果有了片面性，就会丧失一切，对自己不利，对人民不利……”刘少奇认为，新华社与其他通讯社可以报道观点不一致，但是报道的新闻必须要真实、客观、全面、公正，唯有如此，才能可信并建立起权威，实现与海外通讯社的竞争，并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4]。他还针对当时党报“报喜不报忧”、“歌功颂德”、“官样文章”、“官僚主义形式”、“有偏向”等报道现状，一再强调新闻要客观、全面，“应该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4]”刘少奇在与《人民日报》、新华社的新闻工作者进行交流的时候，针对两大媒介“报喜不报忧”、脱离真实的报道倾向提出了直接批评意见：“你们（指《人民日报》，笔者注）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我就不看你们那些头条新闻，我不看，报纸来了只看七、八版。”“新华社《内部参考》上登的东西，大都是表面现象，并不是真正的实际情况。[5]”刘少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事实求是的态度在准确把握新闻报道特别是党报报道不好倾向的基础上，要求记者端正思想和态度，采用真实、客观、全面、精彩的专业主义态度报道人民群众的呼声、困难和要求，实现党与人民群众的有效沟通，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刘少奇要求客观、真实、全面地报道，并非是有闻必录，而是要有立场的进行新闻报道，要努力实现新闻叙事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新闻报道）要有坚定的人民立场、阶级立场，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方法。新闻报道要客观、真实、公正，同时要考虑利害关系，看看对人民和无产阶级事业是否有利。[4]”他要求记者用负责、谨慎、认真而非“采取轻率的、哗众取宠的、‘客里空’式的态度[1]”进行新闻工作，要在搞清楚状况、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才能在新闻报道中下判断、表达自己的见解，实现新闻客观真实而又有倾向性的报道。

　　刘少奇在发现西方记者善于运用客观的方式、巧妙的笔触，在报道了事实又表现出阶级立场的报道方式后，要求新华社以及国内新闻界要进一步强调新闻的客观性、思想性、艺术性和趣味性，要求新闻生动活泼，又要给群众以思想的启悟。

　　刘少奇以辩证唯物主义态度对当时新闻过于注重阶级立场的新闻报道现实进行了反拨，还原了新闻叙事的本质，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者的力量与勇气，并对当下党报改革与发展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三、把握并考察党的政策——记者的权利与责任

　　在我国，报纸等新闻媒介并不仅仅是信息载体，更被赋予了某种宣传工具的特殊职能。面对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建设时期的社会矛盾，刘少奇倍感肩负的责任重担，忧心忡忡，希望新闻媒介发挥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导线”作用，正确理解、把握党的政策，沟通上下，积极反映情况，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和谐发展。

　　刘少奇认为党报媒介不仅仅是党或国家的机关，而且也是“社会的言论机关”，是社会性的传播媒介，对社会影响巨大，必须既宣传党的政策又密切联系群众，否则就会贻害无穷。“有一个时期，曾经发生过这种危险，宣传贫雇农路线，宣传反对干部的路线，那时恐怕没有新华社更好些。[2]”他用新华社曾经发生的偏离党的政策并产生的危害为例，指出记者“不懂得党的路线，是搞不好工作的[1]”因此，他要求记者熟悉党的政策、路线、方针，要经常学习、研究、善问，才能实现媒介的功能，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不仅如此，刘少奇还要求记者要在联系群众的实践中去考察、验证党的政策的正确与否，并在新闻工作中进行真实的反映。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强调，记者是专职的调查研究人员，调查研究是记者最主要的工作方法，“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5]”他希望记者在联系群众的实践中，运用记者的权利将党的政策在群众实践中的执行、运用结果“如实”、勇敢地反映出来，要“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1]”不过，刘少奇也指出，对一些“不宜发表的”，记者应该有政治觉悟，用恰当的方式向党组织反映、表达。

　　至于以何种形式反映或者表达记者在新闻实践中的考察结果，刘少奇则从维护党的形象以及体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提出两种形式：在报纸等媒介上公开发表或者写成内参供党委参考。哪些应该公开报道，哪些应该写成内参，刘少奇要求记者具有较强的判断能力：“事情是真实的，但如果公开报道了，对敌人有利，对我不利，那么，就不要公开报道，可写成内部参考资料。……‘内部参考’应该成为一种有权威的刊物……[2]”在刘少奇看来，内部参考与公开报道同样重要，都有助于记者在实践中对党的政策进行考察，也有助于党纠正错误，修正谬误，促进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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