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组织性和原则性的结合——新闻工作与党委的关系

　　党的媒介既是党领导下的媒介，又具有社会性，而如何处理与领导组织——党委的关系，一直是党报改革和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刘少奇在党的七大《论党》时就对媒介与党委的关系做了阐释说明：“各级党组织，必须保证在自己指导下的报纸宣传中央机关与上级的决议与所定的政策”[3]。明确指出党的报刊是党的旗帜，是全党思想上的中心，新闻工作应该坚持具有组织纪律性，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

　　不过，在后来的新闻实践工作中，刘少奇发现了新闻媒介在处理与党委关系的艰难“窘境”：有时不听党委的领导，就会违背党的组织纪律；论文答辩有时服从党委的领导就失去媒介的职能，成为党委领导下的工具，甚至出现偏离新闻本质的行为。特殊历史时期哈姆雷特式的烦恼困扰着记者，以致记者不愿意深入实际去做调查研究，不敢真实客观地反映社会存在的问题。对此现状，刘少奇认为报纸等新闻媒介要坚持党性原则，把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进行辨证地结合，既要服从党的领导，坚持组织纪律性，也要坚持原则，敢于向党委反映问题，并且提出建议，“不要怕对党委有争论，有争论不是不服从党委。你们要作马列主义的记者，要鼓励群众前进，报纸要有指导性，要帮助党委指导工作。[5]”在党的工作和人民的事业发生矛盾的时候，刘少奇鼓励记者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修正谬误，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你（指记者，笔者注）的事业是建筑在人民利益与真理上面，那才是可靠的……为了人民的事业，你们要经得起风霜，要经得起风浪，要受点锻炼，要学得经验。[5]”鼓励记者要坚持真理，修正谬误，“要有斗争性，头上要长角。不要怕人家报复，不要怕人家把你赶走。[2]”刘少奇在要求记者坚持新闻原则、敢于真实反映社会的同时，也希望记者能够通过正常的渠道积极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党委工作修正，实现人民事业的科学发展。

　　五、报纸要具有读者意识——对办报思想的要求

　　在党领导的新闻媒介面对社会的时候，如果能够更多地虑及受众的接受心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则会更有效地实现传播，否则宣传本身也会流于形式，不能达成传播目的。因此，强调读者意识是媒介实现传播目的的关键，也是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刘少奇在党的社会环境和工作任务发生变化后，对党的媒介“老是政治大问题，听了没有什么味道”的新闻报道现状提出革新要求，要求报纸等媒介要与时俱进，满足社会需要和读者需要。

　　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就向记者明确提出要具有满足社会需要的读者意识。“你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写给读者看，读者就是你们的主人。”“我们党内的报刊应适用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阶级的需要。”刘少奇指出读者能够从报纸中获得信息，得到经验与教训，实现思想的指导与启迪，就说明记者的工作做好了。为此，他强调记者要虑及写作对象，“你们（指记者，笔者注）就要考虑，他们（指读者，笔者注）需要什么，哪些东西多了的，哪些又少了，如果你写一篇太行的通讯，要给各解放区看，就要估计到他们对太行需要知道些什么，怎样写才使他们更有兴趣。如果是报道经验，就要考虑太行的某一经验有无一般性……[1]”关注读者需要，新闻才具有价值；没有读者的阅读，报纸也就没有了存在价值。刘少奇要求记者从读者的需要出发进行新闻的采写，新闻报道要满足社会的需要。正是基于党报要具有满足社会需要的读者意识，刘少奇甚至提出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不要总是一味地强调其官办性质，而是要努力办成满足社会需要的“消息总汇”。“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而胡乔木在1956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的改版社论《致读者》，应该是对刘少奇读者需要论的政治解读。在这篇社论中，胡乔木提出报纸应该是社会的言论机关，而《人民日报》不但是党的报纸，也应该是人民群众的报纸。“我们的报纸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人民日报》随后按照读者需要论的新闻思想进行了改版，表现出贴近社会、贴近百姓的新闻报道观。

　　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不仅口头上强调读者需要论、社会需要论，他甚至是最早提及通过市场调查来把握读者需要的党的最高级领导人——“要很好地研究报纸的需要。……适合报纸，自然最后是适合读者的需要。你们要调查报纸的读者对象，究竟某一家报纸的读者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要求是什么。[6]”要通过报纸各式各样的新闻信息满足报纸读者的阅读需要。

　　应该说，在“宣传为纲”的特殊历史时期，刘少奇提出读者需要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是对当时报纸报道倾向的一次反拨，是报纸回归本源的一次努力。刘少奇的读者需要论的党报办报思想，对当下市场化背景下党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事实上，党报唯有从读者需要出发进行办报，才能赢得市场，实现有效传播。

　　六、内改外学——改进社会主义媒介体制的思考

　　媒介体制是媒介的所有和经营、运行、管理机制，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表征呈现。党领导的媒介被定位于宣传党的政策的“喉舌”或沟通党与人民群众的“桥梁”，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刘少奇对党的媒介以何种形式存在以及如何运营、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的思考。

　　在媒介所有制方面，刘少奇强调党的媒介不要总是强调“官办”性质。“新华社是官办还是民办？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不要时时强调自己是官办的。……问题是不要老是强调官方身份，更不要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新华社的评论，新华社记者的评论，不是代表国家发言。新华社也不要学塔斯社那样代表政府辟谣。[2]”在这里，刘少奇的新闻思想表现出他对新闻事业的深入理解，表现出对新闻规律的尊重与把握。正是在此思路的指导下，刘少奇在媒介的报道、管理、运营等方面也进行了创新性的配套指示，显现出刘少奇对新闻媒介事业机制革新的系统性，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媒介报道方面要善于学习。刘少奇在1948年就提出党报媒介要善于学习，既可以学习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也可以学习国民党时期的报纸经验。他还以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申报》为例，提出“有些资产阶级的东西可以学，还能接受他们的东西。[1]”刘少奇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报要善于学习的思想比毛泽东在1957年批判资产阶级报纸时提出的“资产阶级报纸的有些东西还是要学习的”思想早了近十年。不仅如此，刘少奇在1956年还对党报善于学习的内容进行了明确：“新华社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报道技巧。”在中国特殊的时期，刘少奇的这一新闻表达表现出尊重新闻规律的勇气和实现新闻革新的努力。不过，学习归学习，刘少奇也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报纸不能超越阶级，要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做到“要有原则而又很灵活。[4]”在此基础上，刘少奇甚至提出要创办一个新闻学院，来培养自己的新闻人才，实现媒介人才的专业化，不断提高新闻报道的专业水平。

　　二是在媒介管理方面要革新。针对当时党领导的新闻媒介人员沿用行政级别、现实中党的新闻工作与精神生产的特点相悖离以及新闻体制不利于记者发挥才能的现状，刘少奇创新思维，大胆革新，认为记者不应该纳入国家干部的序列，记者也不应该受行政级别的局限，应该多劳多得，“驻外记者除薪水外，要给些活动费”，优秀记者的薪水可以超过毛主席的新闻管理理念。不仅如此，刘少奇还创新思路，提出多花钱找一些专业程度高的好记者，促进新华社事业的发展，甚至还提出让“专家、名记者办报”的思想。另外，刘少奇还要求记者在稿件上署名，既要对报道负责，还可以表现自己的风格，增加记者的荣誉感和压力：“让记者出名，要他对报道负责；如果犯了错误，他也要作检讨。[2]”……这一切都表现出刘少奇对新闻事业管理机制的深层次思考和创新意识。

　　三是在媒介运营方面既要平等竞争也要刊登广告。刘少奇在1956年新华社筹办一家报纸时就指出它可以跟《人民日报》竞赛，好就可以超越《人民日报》，不好就取消，明确表达出党领导的报纸等媒介也要竞争，并且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搞自由竞争是必要的。不仅如此，刘少奇提出，任何一家报社在竞争中都不应该享有特权，而是自由竞争。“你们希望中央下命令，要地方报纸多刊登新华社新闻，这是不行的。[2]”对党领导的媒介不刊登广告一事，刘少奇也表现出鲜有的创新和开拓意识，他认为广告跟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人民也喜欢广告，应该从人民大众的需要出发在媒介上刊登广告，不但报纸能登广告，广播电台也可以刊播广告[2]。应该说，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刘少奇发表的关于广告的言论需要很大的胆识，并在20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成为现实，这进一步显现出刘少奇对新闻工作的认知能力以及超前思维意识。

　　七、结 语

　　刘少奇的新闻宣传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根据当时党的宣传工作中心、新闻实践的需要以及对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理解而阐述的一系列新闻观点并汇聚起来的。从新闻发展规律和我们当下现实的媒介场景出发重新审视刘少奇的新闻宣传思想，虽然刘少奇的新闻宣传思想在某些方面难以完全摆脱时代的束缚，却不得不慨叹刘少奇在1957年反右斗争以及“左倾”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特殊历史时期革新新闻事业的勇气与决心。刘少奇新闻宣传思想具有求实创新、独特系统的特征，不过受时代以及政治斗争的影响，刘少奇的新闻宣传思想不但无法落实、难以实行，而且还被当作“大毒草”被批判，并被疯狂的社会“潮流”碾压……这是历史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值得庆幸的是，“文革”后，中国共产党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并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中国新闻事业也开始走向了尊重新闻规律的发展路途，而当下中国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彰显出刘少奇新闻宣传思想的正确性，并对当下党报的新闻革新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A].刘少奇选集（上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C].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3]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 刘少奇.对新华社工作的谈话[A].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3辑）[C].新华社新闻研究部编，1985.

　　[5] 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C].北京新闻学会编印，1980.

　　[6] 刘少奇.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二次指示[A].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C].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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