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的赋权途径由于其自身组织结构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局限性，很难保障在信息社会的大情境下所有公众达成增权的需求，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应用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途径。通过文献分析和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媒介参与行为作为结果变量，通过对样本媒介素养相关因素的测量分析，梳理各因素间的理论联系，考量各因素对于以赋权为核心理念的社会化媒体参与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赋权；媒介素养；媒介参与意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7—0142—03

　　一、社会化媒体与赋权

　　社会化媒体是一种基于用户社会属性和心理特点的新媒体应用，其功能是实现社群成员基于社会网络的内容生产与传播，社交是实现其功能的最重要手段。便捷的操作、信息传播的实时性和规模巨大的用户使得社会化媒体拥有传统赋权途径无法比拟的优势：自助式信息生产赋予了个体公平的发言权，赋权的主体由弱势群体扩展为全体公民；即时的信息发布和依赖社会关系网络的传播，能够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形成全民参与。这种传播活动以互联网络为行为环境，突破了传统赋权途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社会化媒体对于达成有效的公民赋权、促进积极的社会监督、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一些不和谐声音的出现，如网络谣言、网络暴力、庸俗化倾向、网络民粹主义等，也引起了全社会的反思。赋权主体的哪些因素会对社会化媒体参与行为产生影响，这些因素间都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不同社会化媒体的设计与功能又会使媒体参与行为呈现何种倾向等问题亟待探究。

　　从媒介素养角度对媒介参与行为进行研究是一条重要途径，可以为解释媒介参与行为、解析公众对媒介社会角色的认知、探讨合理的社会化媒体赋权实现途径提供分析与评价框架。因此，本研究将媒介参与行为作为结果变量，通过对样本媒介素养相关因素的测量分析，梳理各因素间的理论联系，考量各因素对于以赋权为核心理念的社会化媒体参与行为的影响。

　　二、假设提出媒介素养内涵复杂、外延广泛，包含了个体从认识媒介、使用媒介到参与媒介的各种批判性反思、理解和行动能力。我们的研究集中在五个方面：人际沟通、媒介使用、媒介知识、自我效能感和媒介参与行为意向。

　　人际沟通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媒体中的人际沟通只是一个相对微观的层面。众多的研究对于人际沟通的内部结构、外在形态、理论位置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美国的“威斯康辛学派”从操作的角度关注人际沟通网络规模、成员多元性和认知效果三个方面的测量；一些研究表明人际沟通具有一定的先天特征，同时反映出一个人与周围其他人的思维互动和相互获取知识的关系；另一些研究表明思辨式的人际沟通与多元的社会网络有助于社会参与行为的产生。

　　政治传播的实证研究成果表明，纸媒和电视媒体对公众关于公共事务认知的影响有着巨大的差别，媒介素养的相关研究也表明不同类型的媒介形态对于社会参与行为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社会化媒体不同种类、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使用对于媒介参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与其他因素有着怎样的关系也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媒介知识是媒介素养的核心部分，其结构包含了认知、情感、道德、审美等广泛成分，其研究也涉及了媒介内容、媒介生产过程、传播效果等诸多方面。媒介知识在媒介参与行为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复杂的地位和作用。

　　自我效能感是由社会心理学家Bandura于1977年提出的，是指人们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行为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在社会化媒体的情境下，特指公众对于通过社会化媒体生产与再传播信息并因此影响事件进程的信心。自我效能感具有中介变量的理论位置，与媒介参与意向最为接近。

　　社会化媒体为公众的媒介参与行为提供了最为便捷的平台，但是对媒介参与行为性质的判定较为困难：公众参与动机不同、参与形式不同、参与内容不同，而且各种情况相互交织，很难判断，往往很多出于娱乐目的的媒介参与却成为公共事务进程的一部分。此外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包括时间、空间、工具等），公众有可能无法达成有效的参与行为。因此本研究不直接测量参与行为，而使用媒介参与行为意向作为最终的因变量。虽然行为意向无法直接观察，但是行为意向很重要的一个理论价值在于它非常接近行为，对行为的解释力最强。

　　在以上五个因素中，媒介使用和人际沟通形成较早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因此作为研究中的自变量；媒介知识的水平具有一定的动态特征，个体会拥有一定的媒介知识基础，在社会化媒体的应用与媒介参与过程中，媒介知识水平会发生变化，并对最终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具有中介特征；自我效能感是与媒介参与意向最为接近的变量，两者处于这一系列因果关系的终端。据此我们提出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第一，社会化媒体情境下自我效能感是否直接决定了媒介参与意向；

　　第二，不同社会化媒体的使用以及个体的人际沟通交流方式分别对媒介知识水平、自我效能感、媒介参与意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三，在社会化媒体的使用、个体的人际沟通交流方式分别与媒介参与意向的关系中，媒介知识水平、自我效能感是否具有中介能作用。

　　三、统计与分析

　　（一）采样

　　我们的研究选择长春地区的4所高校作为样本地点来搜集数据，以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原因在于大学生智能终端普及率高，社会化媒体应用频繁，对社会公共事务具有较高的参与意识。调查采用随机样本采集法，在每所高校采集了100个样本。

　　（二）测量

　　测量包括人际沟通、媒介使用、媒介知识、自我效能感和媒介参与意向五个部分，分别设计若干变量，对于媒介知识采用一系列有标准答案的问答方式，其他各项采用5 级Likert 量表测量。

　　关于人际沟通我们测试三种人际交互类型，包括附和型、积极交流型和辩证思考型：附和型受访者心理宽容度较低、互动能力弱，缺乏理性反思、人际网络规模有限且类型单一；积极交流型受访者心理宽容度较高，人际网络具有一定规模和多元性，能够积极进行交流，但是缺乏深层次的互动与理性反思；辩证思考型受访者主动关注社会事务，有强烈的沟通交流愿望，能够积极反思交流成果，具有较强的交互能力和理性思辨能力。关于媒介使用我们测试微博使用、微信使用与人人网使用三个变量，分别由三个问题构成，涉及点击、评论、转发的频度。媒介知识采用问答方式，问题内容涉及媒介素养中的客观认知部分，包括媒体道德与规范、媒体伦理、传播理论等。媒介参与意向界定为公众有主动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改变社会现状的意愿。自我效能感界定为公众对主动参与公共事务进程效果的心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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