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维权是指遭受环境危害的社会成员所采取的、以维护其享有在适宜环境中的生产与生活权益为目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一系列集体行动或个体行动。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与破坏，由农业生产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乡镇企业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以及城市污染向农村扩散、转移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环境污染这种黑色暴力正在逐步地、以隐蔽或公开的方式对一个个中国的乡村进行着系统的颠覆和破坏。面对农村环境的持续恶化，我国各地农民集体的或个体的环境维权事件不断地发生。那么，他们进行环境维权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有学者分析了农民环境抗争中的文化自觉因素，认为宗族身份认同、生育文化、民间信仰、风水观念等地方性文化因素在动员农民参与环境抗争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有学者认为农民集体环境抗争主要是源于农民的生存危机、利益驱动与次生怨恨：生活环境恶化、身体健康受损、经济受损等导致生存危机；利益取向是农民环境抗争无法回避的原因，不能把农民的环境抗争简单地理解为农民环保意识的觉醒和提升；官僚主义、失信于民导致农民的次生怨恨。也有学者认为农民的环境申诉和抗议的目标集中于要求停止污染和损害赔偿，绝大部分是就事论事，缺少宏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要求。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安徽两村农民环境维权的个案资料，试图对转型期我国农民环境维权的原因进行探析。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转型期农村社会的这样一个现象：具有一定认同感的乡土社会因为农民的不断分层和分化而正在趋于瓦解，农民群体正日趋原子化，就此而论，地方性文化因素并不会给农民环境维权带来更多的触动。此外，就宏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要求而言，农民环境维权基本上是"就事论事"，目的是追求自身环境权益的实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他们在环境维权问题上都没有宏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要求。因此，笔者认为，环境维权意识的影响、减低健康风险的诉求、经济利益需求的考量、内心不满情绪的积聚以及村庄脉络延续的追求才是转型期我国农民环境维权的真正原因，这样的定性既没有对农民环境维权的目标有所拔高，也没有给予不应有的低估。

　　本研究所选取的安徽两村分别是皖南的吕村与皖北的田村。笔者于2011年3月～5月、7月～8月多次前赴安徽两村，主要通过实地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式搜集了有关两村农民环境维权的大量资料。

　　吕村属于行政村编制，辖13个自然村，位于安徽省W市N县SL镇东南部，地处皖南山区，紧邻革命老区J县YL镇，面积10余平方公里，耕地2300多亩，林地1万余亩，全村人口2800多人，经济结构以农业、林业以及矿产资源开发为主。吕村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鱼米之乡"，本来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环境宜人。2003年以前，吕村旁边的J县YL镇的造纸厂和吕村集体所有的金矿由于生产规模比较小，造成的环境污染比较轻微，对村民的正常生产与生活秩序基本上没有影响。吕村环境污染开始变得严重的转折点是在2003年。当年YL镇的造纸厂被一个江苏商人承包，吕村的金矿被一个福建商人承包，两家企业的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生产废水大量随意排放，造成了吕村严重的水源污染和耕地污染。其中，吕村所辖的河村、金村两个自然村分别遭受了最为严重的造纸废水污染和含氰废水污染。

　　田村也属于行政村编制，辖13个自然村，位于安徽省J市（县级市）TY镇东部，全村人口7800多人，耕地4800多亩，人多地少的矛盾非常突出。田村地处淮河流域的皖北平原腹地，这里虽然没有江南水乡的灵秀和草原地区的四季牧歌，但也基本保持着村庄自然生态的平衡。改革开放以后，田村村民开始进行土法炼铅，几乎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给田村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的破坏，但还没有严重影响到村民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来，田村逐渐发展成为J市著名的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包括再生铅冶炼在内的十几家污染企业均坐落在该村，铅污染的影响范围不仅涉及田村所辖的13个自然村，而且已经波及临近的其他村庄。

　　一、环境维权意识与农民环境维权

　　目前，学术界对"环境维权意识"这个概念的运用很少见，也没有人去清晰地界定它的含义。笔者以为，要想厘清"环境维权意识"这个概念，必须首先要弄清楚"环境意识"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关于"环境意识"的定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基于"知行合一"的角度，认为"环境意识"是人们在认知环境状况和了解环保规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而发生的参与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它最终体现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上；另一种观点基于价值观念的角度，认为"环境意识"是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所反映的社会思想、理论、情感、意志、知觉等观念形态的总和。因本文侧重于从社会行动层面去定义和理解"环境维权"的概念，所以对于"环境维权意识"的界定，倾向于从价值观念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认为环境维权意识是指遭受环境危害的社会成员在维护自身环境权益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与价值观，它是反映社会成员环境意识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影响社会成员环境维权行为的一个内在原因。

　　在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农村遭受的环境污染可以说是令人触目惊心。但是，由于环境信息的不对称，农民环境维权意识的产生较为被动，时间上有所滞后；而且，农民拥有的环境维权知识比较少，他们的维权预期比较悲观。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当地农民都知道环境污染很严重，但是从镇政府、县政府到市政府，都无法提供当地环境状况的资料和监测数据，农民对当地环境状况的了解途径，占第一位的是靠"自己的感觉"。比起那些使用复杂深奥的分析技术的分析家们在评估危险时所使用的"风险评估"法，大多数公众靠的是直觉风险判断，一般称为"风险感知"。尽管农民存在风险感知的感性化以及环境维权意识产生的被动性等不足，但是在有的地方，农民的环境维权意识一开始还是相当强烈的。当问及广东农村的农民如果受到污染损害，是否想改变这种状况时，有41.4%的人表示"非常想"，39.7%的人表示"偶尔有这种想法，但不大可能去做"，只有13.3%的人表示"没有想过"。但是，作为我国农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大量流动以及农村精英大量外流的一个重要后果，留守乡村的农民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体，他们的环境维权能力和环境维权意愿都在下降，抱着能忍则忍、能拖则拖的态度。

　　在吕村所辖的河村和金村，深感环境污染之痛的农民，他们的环境维权意识一开始是比较强烈的，经常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商量怎么才能讨个说法，他们基本上不去求助村里的干部，因为他们都认为村里的书记、村委会主任收了造纸厂和金矿的好处，找他们没有任何效果。而且，如果村民想闹、想上访的话，村干部就打电话告诉厂里和镇里，事先通风报信，镇干部不是威胁就是打压，县里通常会把上访的人"遣送"回镇里。村民们推举了几个领头人去和污染企业交涉，结果领头人不是被"收买"充作了"狼人"（笔者注：吕村很多农民把那些被造纸厂和金矿雇佣的当地地痞称为"狼人"，他们说工厂过去养"狼狗"看厂，现在养"狼人"护厂），就是被污染企业主或其雇佣的"狼人"殴打。村民们诉诸媒体、环境信访也没有任何结果。村民们闹了几次之后没有什么收获，也没有什么结果，他们的环境维权意愿在逐渐下降。田村农民的环境维权意识从一开始就比较淡薄。田村的环境污染主要是铅污染，铅厂的老板朱某是TY镇人大副主任、J市人大代表、安徽省劳动模范，其弟兄六个，一个弟弟是田村党支部书记，自己又有六个儿子，家族势力相当强大，在当地是一霸，基本上没人敢惹。偶有少数村民站出来和朱某交涉，或是有人暗中上访逐级压下来被朱氏家族得知，这些人不是被威胁就是被殴打。当笔者联系熟人要去皖北田村调研时，有好心人就一再提醒和告诫说："小心不要被打了"。在田村访谈的时候，有点文化的村民说，在他们田村，谈环境维权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由此可见，在安徽两村，农民的环境维权意识对他们的环境维权行为呈现的是一种逐渐脆弱的影响效力。

　　二、降低健康风险与农民环境维权

　　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了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其一是头晕、腹痛、恶心、呕吐、肩背腰痛、胸闷、心烦、干咳、皮肤瘙痒、眼酸流泪、记忆力衰退、头发脱落等一般症状发病率增加；其二是癌症患者增多，征兵体检不合格；其三是畸形和死胎现象增多，后代健康受到影响。人们对健康的追求是永恒的，拥有健康不等于拥有一切，但失去健康就等于失去一切。农民拥有健康维护、劳动能力维持以及健康利益支配等一系列健康权益，但是，环境污染损害了农民的这些健康权益。

　　由于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很多村庄面临着畸形儿出生率上升、适龄青年征兵体检无人合格、癌症死亡率逐年提高等生存危机。很多农民都会将自己的健康状况与环境状况联系起来，特别是近年来村民中出现健康状况明显恶化的地方。在吕村所辖的河村，由于YL镇造纸厂肆意排放污水，一些接触河水的村民手上、腿上和脚上起了白色的小泡，患上了皮肤病，他们认为河水有毒。河村前几年有四五个人得了癌症先后去世，有人说这肯定和他们村的河水被污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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