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财产公示制度作为公认的有效反腐利器，是修复权力政治信任的有力途径，在我国的施行刻不容缓。公职人员与权力密切联系，其财产信息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不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公职人员应当公示所有类型的家庭财产，包括不动产、动产、有价证券、债权债务、礼品等，公示级别不宜限制于高级官员。公职人员财产公示的最好形式为网络公示，方便民众的日常查阅和监督。

　　关键词 财产公示制度 隐私权 政治性信任

　　基金项目：本文为镇江市纪委2013年反腐倡廉课题“利益冲突及其制度设计问题研究”（课题号2013FFY007）最终成果。

　　作者简介：张娟，江苏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博士；江苏大学廉政法治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9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2-045-02

　　2013年1月3日澳门立法会表决通过修改《财产及利益申报法律制度》，主要把公务员财产申报修改为财产公示，并扩大了财产公示的范围；2013年10月四百多位澳门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晒”上网，引发广泛热议。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度乃国际惯例，截止2010年底，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176个国家中，有146个国建立了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占83%；经合组织（OECD）34个成员国全部实施公务员财产公开法规，拉丁美洲、加勒比、东欧和中亚实施公务员财产公示法规的国家占90%，南亚、东亚、太平洋和撒哈拉南部非洲占65%以上，中东和北非为60%。豍“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建立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这个国家的反腐败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推行铁腕反腐制度时的这句话被当地人称为是新加坡当年从腐败到廉洁的一个转折。公职人员财产公示是修复政治性信任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财产公示制度与隐私权保护

　　2013年1月广东省“两会”召开，人大代表叶鹏智公开反对公务员财产公示，“官员也是人，也有隐私；官员是公仆，不是老百姓的奴隶。”如果要官员公示财产，老百姓也要公示财产。可能这代表了一部分“官员”的心声，认为财产公示制度侵犯了其“隐私权”。但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已经超越了隐私权的范围，这与其掌握的权力密不可分。

　　什么是隐私权，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还是从波斯纳的见解谈起。波斯纳认为隐私即隐瞒或掩藏个人信息，即“曚人”，以控制其他人的评价和认识，保护隐私可以带来人际交往上的优势和可能的商业收益。豎隐私是一种文化的杜撰，它与公共的相对，并非生理上的规定。豏因此作为私人权利的隐私是有范围的，当私人信息与公共领域相关联时即不再具有私权性质，同时隐私权受制于社会成本（主要是交易成本）和收益，当保护的社会成本超出一定限度或者个人信息收益很低时，隐私就超出了法律的保护射程。公职人员的财产信息显然已经超出了隐私权的范围。

　　首先，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已经进入公共性视野，公务人员的收入来源于国家财政或地方财政（公务员法禁止公务人员进行商业活动），而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的员工收入也有章程化的明细规定，公众需要获取公职人员的财产信息，以监督其是否进行权力寻租和其他违法行为。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度能够实现常态化监督。如果某些公职人员对于隐藏财产信息有独特偏好，其拥有替代性职业选择的权利。其次，如果公职人员的财产信息属于其隐私权的一部分，那么即使是财产申报制度，也大大增加了公众获取这些信息的成本，甚至丧失了可能性，而公众的监督权、检举举报权就形同虚设。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度能够动态记录和监察其财产信息，为检察、纪检部门监控和侦查提供便利。最后，随着银行实名制、房产登记全国联网等配套系统的完善，财产公示制度具有更高的公信力，把隐藏的财产信息“晒”太阳，是修复公职人员特别是官员政治性信任的最得力工具。公示具有长远的社会收益，而给个人带来的安全性等成本，可以通过其他措施弥合。

　　有学者指出，要做公务员就必须放弃财产隐私权。实际上只要收入与权力相关联，就没有财产隐私权，不是其主动自愿放弃，而是应然上就不该具有，权力的成分已经自然隔绝出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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