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部门规章还是有其不利的方面。首先，部门规章的效力低于法律，其出台和修改的频率会高于法律，使得相关的检索工作不易。其次，由于不同部位权力职责各异，实践中往往出现不同的部门规章对相同事项的规定相互矛盾，各权力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和协调；会给相对人带来执行上的困难。再次，由于部门规章欠缺权威性和确定性，法律的长期缺位会给国家吸引外国投资带来负面的评价和影响，尤其是外国投资者在对目的地国进行法律风险评估的时候，即使在不同的省份之间对外国投资会有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

　　3.2国家安全

　　从前述可以看出，两个国家都强调国家利益，把国家安全作为审查的一项核心要求。对澳洲来说政府考虑在多大的程度上外国投资将影响澳洲保护其战略和安全利益的能力。对国家利益的考量是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并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标准。在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审查和国家安全的保护分两个步骤：首先是体现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外国投资进行分类。其次，将由国家安全联席会议对外国投资进行具体的审查，以判定其是否符合国家利益。

　　在实践中，澳洲政府对外国投资不予批准的案例比较鲜见。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1996年以来一共有797件投资申请未予批准，其中785件为房地产方面的投资申请。但这并不意味着澳洲其它领域投资没有被拒绝的案例。2001年财政大臣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拒绝了壳牌兼并Woodside石油公司的申请。2009年，中国五矿公司全资收购Oz矿业公司的申请被拒绝，部分原因是采矿作业位于武器测试的限制区域附近。2011年，财政大臣否决了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提出的兼并澳洲证券交易所的申请。

　　在中国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并不针对外资审批发布年度报告。基于中国政府立足吸引外国投资、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中国政府亦鲜有否决外国投资申请的案例。2008年凯雷和徐州重工宣布终止二者2005年签署的凯雷收购徐工子公司85%股份的收购协议及其相关协议。其中一个原因是考虑到徐工在中国市场的战略性地位，该项交易并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2009年商务部否决了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果汁的申请，一个重要原因是收购完成后会造成对中国饮料市场的垄断从而限制竞争。

　　中国和澳洲并没有对国家安全的明确定义。但从上述被否决的案例可以看出，国家经济利益在衡量国家安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外，其它一些因素也会被考虑和衡量，比如社会影响和对国内产业的支持。事实上，两国在对待外国投资的态度上不同，也反映出两国在对国家利益的考量上的不同。相较而言，澳洲对待外资的态度较为中立，更强调为所有客户提供可信赖的供应商，国家利益的审查更多的是对公平竞争的考虑。中国对外资采取的是鼓励和吸引的政策，国家利益的审查更多的是着眼于为国内相关产业提供更多的支持和监督外国投资者更好的与本国合作伙伴合作。

　　从前述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国的政府审批程序对外国投资都比较友好。中国正处在吸引和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特别是那些本国基础比较孱弱的领域，其对外资的吸引更多的体现在工业领域，并适当附加一些限制。但中国的各项政策和法规正处在一个建设过程中，政策和法律的变更要更为频繁一些；一些领域还面临着上位法的缺失。将来制定一部规范外资审批的法律是保持政策执行一致性和投资环境稳定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也可以使决策程序和决定更为透明。

　　由于澳洲的外国投资委员会为联邦政府管辖机构，其法律和政策保持了比较好的一致性，对外国投资者而言可预测性更强一些，虽然对国家利益的审查是具体案情具体分析。而且相对透明的决策程序使得公众监督和挑战成为可能。但随着中国资本在澳洲投资的不断增加，特别是一些国有资本，澳洲政府也曾否决了几件中国国有公司主导的收购申请。将来外国投资委员会也许会采用更为谨慎的态度对待中国国有公司的投资申请。

　　参考文献

　　[1] 王云松，《FIRB主席：中国投资对澳洲经济的重大贡献》，

　　[2] http：//stock.sohu.com/20130528/n377241556.shtml，2013年12月1日访问。

　　[3] FIRB， Annual Report 2011-2012， p33.

　　[4] Treasurer， Australia’s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y （2013）， P7.

　　[5] Treasurer， Australia’s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y （2013）， P2.

　　[6] Treasurer， Australia’s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y （2013）， P5.

　　[7] 杨涛：《在中国反垄断法的起草》，http：//www.southcn.com/opinion/pe/200501130564.htm （visited on 13-10-2013）.

　　[8] 陈清.《中国外资并购政府规制研究》，北京邮电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7年。

　　[9] Treasurer， Australia’s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y （2013）， P17

　　[10] Barnaby Joyce， “Giving the green light to agriculture”， PolitiFact Austr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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