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儒家文化是中国千百年来最为重要的正统文化，其对国家的发展路径和国民性格的形成都起了绝对的主导作用。儒家文化的确在完善社会的伦理道德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不能忽略它对商法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统治阶级不可能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商法以及配套法律制度；儒家宗族家文化使人们只信赖血缘使得商法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狭小；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和无诉目标使得商法发展缺乏民主法制土壤；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和压抑本能使得商法发展的价值渊源缺失；儒家文化主导下商人阶级未真正形成使得商法发展欠缺阶级基础。因此改革开放新阶段下商法制度设计应极力避免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儒家文化 商法发展 消极影响

　　作者简介：周琳妍，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3.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4-003-02

　　一、儒家文化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同时其劣根性也阻碍了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华夏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不胜枚举的文化流派，而儒家文化是中国千百年来最为重要的正统文化，其对国家的发展路径和国民性格的形成都起了绝对的主导作用。儒家文化中的仁政爱民、名贵君轻、以和为贵、尊师重教，仁义礼智信等伟大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不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固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更是超越国界带动了亚洲文明的发展。时间越过千年直到现代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儒家思想仍旧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其早已经深入国民的内心，无形并深刻的影响着当今人们各个方面问题的思考方式和抉择方式。正如李厚泽先生所说：“即使广大农民并不读孔子的书，甚至不知孔子其人，但沉浸和祭奠在他们的行为模式、观念模式、思维方法、情感态度等意识和无意识底层的，主要仍是孔子和儒家的东西。”

　　儒家文化的确在完善社会的伦理道德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不能忽略它的劣根性对国民思想的禁锢。如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保守封闭、重农抑商，特权等级等糟粕思维都深深地压抑了国民的自然属性和创造能量，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个人的解放。这些劣根性有些延续至今仍然无法解决，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阻碍着中国民主法治进程。文化与法律同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笔者着重探讨儒家文化对中国商法的发展具体造成了哪些消极影响。

　　二、儒家文化对商法发展的消极影响

　　（一）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重农抑商政策——统治阶级不可能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商法

　　儒家讲：“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此为西汉董仲舒提出的一个儒家哲学原，反映在经济生活中，可以说成“天不变，地亦不变。”即保守的儒家思想主张在自然经济下维持一种稳定的男耕女织世代交替式的社会形态。只有农耕经济才是社会经济的主轴和支撑；只有男耕女织，安分守已才是正统的生活方式。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国家始终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国家在农业经济发展上是不遗余力的支持，并给予了很多优厚的政策，如轻徭薄赋、奖励农时、奖励耕织、兴建水利等等；然而对待商业经济却持不鼓励和压制的态度。古代将人分为四种，分别是“士”、“农”、“工”、“商”。“士”排在最靠前面，是最理想的社会职业。儒家文化主张学而优则仕，正所谓“一朝中举，光宗耀祖”，读书人也都有着“兼济天下”的情怀。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思想早已深入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内心。然而国家对商事经济奉行干预和压制政策，例如对盐、油、茶等生活必需品进行垄断官营。相应的，商人在古代的地位不高，被认为是不求上进不务正业的表现。虽然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对商品经济的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松绑，例如鼓励各省之间的粮食贸易，减轻商税、山西票号的出现等等。但实际上这些表面的促进政策并不能真正促进商业的发展。如山西票号的出现并没能最后真正发展成为早期的银行机构，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当时的契约执行制度上的缺陷使票号等传统金融组织难以在规模上更上一层楼，无法增加其竞争力。”因此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那些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也仍未脱离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轨道。中国的法律形成方式是自上而下式的，故统治阶级在长期的重农抑商思想下是不可能制定适合商事经济发展的配套法律制度，如契约制度和产权制度等，也更不可能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商法。

　　（二）儒家宗族家文化使人们只信赖血缘——商法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狭小

　　儒家文化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社会建立了一个稳固的，以孝道为核心的刚性社会秩序。在这个社会秩序中，无论是经济财产权利方面还是道德人格方面，家族的长者和社会的尊者具有绝对的权威，要求晚辈和地位较低下者的绝对服从。

　　“三纲”因符合了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要求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因而也出现在许多的法律条文中。例如在《大淸律例》中“卑幼私擅用财”条中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十两，笞二十，每十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同居尊长，应分家财不均平者，罪亦如此。”又如《大清律例》中，“凡子孙违反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杖一百。谓教令可从，而故违；家道堪奉，而故缺者，须祖父母、父母亲告乃坐。”另外在刑事方面还规定了，辱骂殴打长尊者将受到十分严厉的刑事处罚，甚至被处以极刑。

　　古代法律条文中为保障儒家文化中的孝道思想比比皆是，这实质上建立起了全社会以长尊者为权威的宗族文化体系。在宗族之中，一切以血缘关系排亲疏，整个社会也是一个熟人社会。在儒家的家文化提倡下，人们习惯了在自己的宗族内部互通有无、利益交换和相互提拔。“家族、宗族就成为主要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亲情和血缘成为保证互保、互助交易能顺利进行的自然基础，家族像是一个非正式的内部金融市场。”然而，商法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需要广阔的市场和可靠的社会信用体系。儒家只信赖血缘关系，把血缘关系当做信用体系，凡有需求都习惯在内部解决，这就让市场呈现出一种内开外合的状态。例如，在贷款观念被接受之前，中国人无论办企业或购买房子都更喜欢在亲邻好友之间借款，而不是在资本市场上去筹资。这说到底就是儒家的宗族家文化在起作用，人们更愿意信赖血缘而不是陌生人。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市场上的经济行为，无法延伸至家族或宗族的内部交易，这使得商法的存在和发展空间狭小。

　　（三）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和无诉目标——商法发展缺乏民主法制土壤

　　在公元前五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商事贸易日渐兴起，也带动形成了以雅典为中心的城邦国家。在那里人们把经商看得像日常生活一样的自然，并经年累月的形成了一系列的商事交易习惯。在相对民主的社会氛围中，为了保障商事活动目的得以实现，契约制度和产权制度的雏形也随后产生，这为日后商法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因此，在民主法制的氛围中西方社会很早就有了调整商事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如《罗马法》，以及稍晚些形成的《德国商法典》和《法国商法典》。

　　中国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明显不同于西方，并未形成民商事法典，商经法的发展十分的缓慢。笔者以为原因存在两方面：

　　第一，在儒家文化维护的封建统治阶级皇权至上和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皇帝的话就是权威，就是法律。封建法律中并无“公民”概念，有的只是“臣民”。在这样一个讲究一切服从权威的社会里无民主可言。商法对伦理道德的要求不如民法刑法那样高，但对民主法制环境的要求却十分的高。不仅需要在真正民主的社会氛围中产生和发展，还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维护和保障，如契约自由和产权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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