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儒家的德治思想和大同思想使得统治阶级尽力的实现“无诉”目标。但是资源配置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只要人类的物质生产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富就都会产生争讼的问题。正所谓“民之讼，争是非也。地之讼，争疆界也。”然而在古代社会中，“大量的民、商事案件被宗族制度所网罗，经族长、房长、家长的权威影响和族规、家法的整饬而冰消雪融。一个商事争议案件在一个社会中，并未经过正规的司法程序，而是受制于等级权威的意志，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社会的法制环境是很差的。

　　（四）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和压抑本能——商法发展的价值渊源缺失

　　千百年来，中国人做事讲求稳妥安定，不喜欢冒险为之；交际讲求温良恭谦让，不喜欢与人争利；说话讲求婉转含蓄，不喜欢直截了当。因为儒家所主张的中庸之道早已根植进中国人的骨子里，成为一种国民性格。有道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人在生活中是不耻于直接讲出自己的利益和需求的，若遇见利益纠纷一般也不十分争取，主张以和为贵各自退让。同时对逐利活动有着“生死有命，富贵由天”的被动观念。

　　儒学中陈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观念也极大的压制了人之为人的欲望和本能。人除了自然生理欲望之外还存有自我发展和自我获益等欲望，而个人的充分发展会带动全社会的发展。诚如恩格斯所言：“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让国人不敢大胆逐利以实现个人发展，甚至在长期的观念浸淫下丧失了敢于实现个人意志的想法。诚如陈志武教授所言：“不以个人权利但以名分界定的等级结构，的确让中国社会在两千五百年中基本不变（改朝换代除外），但这种文化也阉割了中国人的个性，阉割了我们的创造力。”

　　逐利和冒险是商人的天然性格。商法的责任则是要保护这种逐利活动的安全和有效。自然商经法的价值基础就在于鼓励大胆逐利，勇猛精进，敢想敢干，并努力促成安全高效的交易。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古拉斯提出了“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主张解放人性解放本能。不同于民主的西方，在儒家思想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古代中国，压抑的国民缺乏这种冒险性格和价值观念，故商经法形成和发展的价值渊源十分缺失。

　　三、改革开放新阶段下商法制度设计应极力避免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步伐现已迈入了深水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毕业论文格式使市场因素从过去的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市场将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市场开放的程度和领域都将远超从前。但市场是一把双刃剑，市场的深纵发展使得资源配置更加灵活高效的同时也将面临着许多不可测的风险。因此这一阶段的市场更加需要法律的规范和调整，不仅在于刑事法律对危害社会经济安全类犯罪的惩治和行政法律法规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还更加需要商法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的直接调整和规范。

　　中国的经济形势日新月异，应世贸组织要求市场会更加开放和国际化；沿海大城市纷纷建立自由贸易区，建设金融中心等都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儒家文化至今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立法者立法行为的影响不不容小觑。在日后商法制定或修订的过程中，尤其应当避免儒家文化的糟粕思想对商法的利益调整和价值基础带来的不利影响，这值得学者们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摘自李泽厚新浪博客《关于儒学与现代新儒家》

　　[2]《汉书·董仲舒传》.

　　[3]山西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票号.

　　[4]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出版信息不详.2011年版.

　　[5]《礼纬·含文嘉》.

　　[6]《大清律例》.

　　[7]丘浚.大学衍义补·祥听断之法.2009年版.

　　[8]王学良.儒家学说对中国历史上民商法经济法的影响（下）.政治与法律.1996（4）.

　　[9]《论语·里仁》.

　　[10]摘自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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