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下秩序的题目之下来理解，首先，个体在农业文明中是“立命于天”的。传统农业靠天吃饭，以土地为依归，安土重迁是为此种“立命”的体现。换言之，作为一普遍中之个体，人在天地之间，终其一生都无法超越天人合一的结构体系。其次，个体的自足并非不需要互助。灾荒之年常有，邻里纠纷难逃，这就需要人在天人关系的本源性追究下，驻足人间秩序的构建。依靠政治法律手段树立中心意识来维持同构秩序是中国法理念的核心，表现出来则是宗族、国家、天下三者同构形成包括身份社会、等级结构、礼法规范和价值体系等诸要素在内的天下秩序。

　　三、天下秩序的同构剖析

　　天下秩序，是宗族、国家、天下三层的同构，是礼法、仁法、理法三维的同构，也是礼、刑、德三元的同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历史运动，这一体系的完善是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江著认为，周公不能阻止其后，朱熹不能判离其前；否则，中国社会的特殊秩序状态和一统大局、整体模式（也就是天下秩序的具体形态）均无以实现之、成立之、保证之豎。

　　要剖析天下秩序的同构，首必明确同构之中最重要的要素——人。人在天下秩序中是最基础的定在，所谓天道是人身关系全部规范成立的最高内在精神和根据豏。也就是说，天道的现实形态即人道，人道处处体现天道。同时，从人同自然分离到人类群自我的秩序实现，政治法律因就秩序化的发生动机而成就秩序本身，所以政治中心主义始终在天下秩序中扮演骨架角色。由此可见，所谓天下秩序，除却实现统治与控制的秩序目的外，尚拼命追求“人道”的目的；此外，它也以同样重要的方式追寻“人道”与“天道”的一致性，以求“人道”的本源意义，同形而上有极大渊葛豐。所以，为名实故，江著将之定名为“政治人道哲学”。

　　政治人道哲学，首先是强调治人的基础，即人身关系的实际状况。人身关系的结构在中国并非是个体主义取向的，更不是和西方发展出来的原子式理论相同的。中国政治人道哲学，关于人身关系的讨论，始终不是孤立的，笔锋所向，遍及人的身份、人身地位、人的价值（限于伦理和政治方面）、人身现象、人身行为、人域关系、人的社会属性、对统治的承受能力和心态等。这种文化极力否认人身关系应以财富、才能和劳动成果为标准的观点（才能标准不同于儒家的德行标准）；更不重视个性、个体人格、自由等问题；人只是被政治和伦理异化，是高度集中、专制、有组织，但无良好社会基础，没有个性，没有“自我”的社会化动物。豑

　　具体来说，这种以政治人道哲学为基础构建的天下秩序：

　　首先是确立人身关系，也就是奠定了身份社会的存在。这既有自上而下一贯到底的划分层级、治理机构，又有横亘人与人之间自然的、政治的、伦理的交错构成的人身控制的网络。有意思的是，这种身份社会秩序不仅仅是常说的“亲亲尊尊”为核心价值的礼法秩序，除却之外，还有中国特色的儒教、佛教、道教等要素的糅合。所谓身份条设有之，名分范章有之，古礼行规有之；此外，更有轮回转世理论，更有积善积德理论，更有天命既定以求来世理论。这样，礼法秩序与宗教伦理便同时将人身社会的秩序统一于天下秩序的自足与同构之中了。

　　其次，作为秩序维持的统治原理，尚有刑的理念注入。超越界标、犯上作乱、违背公共秩序，也就说一旦违背了天道人伦，违背了秩序法构，那么必然要受到惩罚与制裁。所谓，刑政或者说刑法，也就是通过群体性的手段，将天赋予的惩戒规训强加于犯者，使其在肉体上蒙受苦难，在精神上承担痛苦。

　　再者，天道先于人道，天道超越人道。所以，先于礼制而行、先于刑政而行，尚有预防犯罪、归化秩序意识的德化原理（或者说教化原理）。德化原理，可以说是天下秩序最高、最远的境界，它最终实现的是天道与人性（这里的人性，并非实在的人性，或人之本性，而是人理想化、具有普遍意义、对社会秩序有积极作用的共性）的合一，“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这种合一，使得普遍的外在理性道德和规范内化，使得天道这一根据，和以天下之社会大一统、协调、和谐的目标演化为一种做人之道，成为人格要求与心理负荷，最终实现个体与秩序的自足与同构。

　　四、天下秩序之国家运作和天下想象

　　天下秩序这一同构的最外一层是天下，也就是国家运作，也就是作为定在的“天下”的想象。论文范文有学者将这一层直接表述为天下秩序豒，但笔者这里还是将天下秩序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同构论述，所以天下运作也就自然身处次要同构之中，并作为人域关系的拓展，作为政治中心主义的形式扩大和外化——中国中心主义而成立。

　　天下秩序，从这个意义出发，首先是政治中心主义所形成的以礼法身份秩序和以刑辅德的德政的华夏中心展开，然后是拓展了的、形式扩大了的、外化了的同心圆的外层结构。是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天下想象。之所以称之为想象，是因为在中国的天下秩序里，核心是中心、正统，核心是秩序的自足。所谓中国中心主义实为用于华夏奠定其中心地位的国家运作理念，或者说完全是一种政治欲望、要求的表达，这一点不同于犹太人的民族或宗教感情，完全是天下秩序核心之天道所体现，完全是政治中心主义的思维之体现。所以，控制内部和臣服外部这两种人为意志相结合导致了天下秩序这一同构的现实实现和立体化。天道是根本，王权君主应天道而成中心，政治运作是中心辐射的过程，往外依次是国戚、高级官员、大姓豪强、一般官吏、黎民百姓，而外为四夷、外藩、附属、外夷。天下秩序，所谓体就是天道，所谓用就是大一统的社会框架和整体秩序豓。

　　五、本源性追究：天人关系与和谐秩序

　　最后，回归本源性追究，天下秩序的体之所在在于天道，天道与人道的沟通在于天人关系的表达与实现。

　　天人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认其核心乃“天人合一”。其义是，天有天道，人有人道，人道是天道的分析、具体；天道是最高之道，人道只能与天道相类、相通、同一，而不可相背、为敌。因此，人道的根据不在人类自身，而在天道。达于此，则可和谐、协调、统一。豔

　　天人关系一说充满神秘的玄学意味，似乎说不清摸不着，它是哲学顿悟的结论，是抛开人与自然具体关系、自然之存在、自然同构关系的具体研究前提下得出的结论，所以，中国法这一根本理念、最高内在精神和本源性追求到底是不真实不可靠的豖。

　　但是，其实放眼西方社会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等诸理念，若完全抛开具体的例证说明，单就逻辑推演，大概是和天人关系、天下秩序的理念无出其右的。即使是只能以实定法的视野审视其现实存在，或以自然法的目光去追寻其精神原则，也不能离开了作为一种价值追求的最高指引。中国法理念的基本价值，或说天下秩序的本源性追究，在这一意义上来说，导引的是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追求。

　　一言以蔽之，放在现实世界的今天，天下秩序的探究其意义更多要将其精神内涵承接社会现实。我们知道，秩序的建构不能重复传统社会的陈规陋俗，但是重拾精神内涵，要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秩序化倒未必见得玄乎，也肯定不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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