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明朝婚姻制度有较好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明朝的婚姻立法主要包括婚姻制度和继承制度两个方面。婚姻立法明确规定了婚姻缔结前的定婚、婚姻缔结的条件、婚姻缔结的限制和婚姻的解除等；继承制度表现为“兼祧继承”萌芽、奸生子继承权提高以及规定了赘婿继承权。明朝的婚姻制度，在保障人性最基本的需求、保护女性权利的保护和非婚生子女利益以及夫妻间忠诚义务等方面，对当代婚姻制度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朝 《大明律》 婚姻法 婚姻制度

　　作者简介：魏雪飞、郝敏，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4-031-02

　　婚姻制度，历来是一个社会基础性的问题。社会由家庭组成，家庭存在的基础是婚姻，婚姻是社会伦理关系最主要的载体，其存在是一个社会存在与发展必然的需要。明朝作为封建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的朝代，其婚姻制度的相关内容比较完善。研究明朝的婚姻制度，对于我们今天婚姻法律制度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明朝婚姻制度的基础

　　（一）政治基础

　　从《大明律》可以看出，名例律、仓库门、课程门、仪制门等十一门的条数多于婚姻门。《大明律》一共三十门，比婚姻门条数多的篇门多为威胁封建皇权的犯罪，封建皇权的重心放在打击威胁统治的犯罪上是毋庸置疑的。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讲，婚姻门在《大明律》中所占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说明明朝初期时的统治者是非常重视对于婚姻的治理的。朱元璋严令子孙遵守《大明律》，以此作为“酌中制以垂后世”的范本，因而整个明朝时期的婚姻都是很受重视的。

　　（二）经济基础

　　自宋以来，商业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到了明朝时期，国家在立法上对商业和商人由以前的打击、压制过渡到保护、鼓励。这一转变体现在婚姻制度领域主要是彩礼的大幅提高，通婚人种的限制得到放宽，甚至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经济性联姻，经济性因素成为人们在择偶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明朝的统治者更加重视以家庭为一个单位来促进经济发展，因而非常提倡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同居共财的家庭形式在东汉末年便己出现，此后一直存在，与元代相比，明代是同居共财大家庭存在较多的一个时期。《明史》载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同居敦睦者”，并被皇帝族表“义门”的就有数十家之多。如郑镰家族曾被表彰在宋、元、明三朝的史书上。

　　由于上述原因，婚姻在明朝不仅仅是“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而是掺杂了众多经济因素在内的结合，这直接影响了明朝对于婚姻的有关立法。

　　二、明朝的婚姻立法概况

　　明朝的婚姻立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婚姻制度及继承制度。

　　（一）婚姻制度

　　《大明律》在户律篇中专列“婚姻门”共计18条，同时辅以令例、礼制等，共同对婚姻关系进行调整，其立法着眼点在于维护封建家族的利益，婚姻制度从婚姻的缔结到解除，也无不体现着宗法等级思想。

　　1.婚姻缔结前的定婚

　　明朝的《大明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明朝的定婚行为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四项：

　　（1）凭媒而立。在古代，婚姻双方当事人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婚姻关系的各个阶段都必须有媒人参与。明末一案例记：许谦与陈应绵邻居相友，许男陈女系指腹为婚……。今年应绵妻故矣。妻陈氏在时，于今夏许配黄周耀子黄福为室。为媒者，陈朝荣也。此案中，女方定婚后悔婚，本已经违反法律，应受刑罚；媒人与许谦为邻，法官推断其应当知晓许、陈两家已有婚约，且男方可能不知情，故判决黄周耀出银二两五钱，陈朝荣赔银一两五钱，共四两，偿还许谦原来的聘礼；陈朝荣作为媒人受到了笞刑。对不知情之男方主婚人只作经济惩罚；媒人陈朝荣既知陈氏女已与他人定婚，仍为其保媒黄家，按明律属“嫁娶违律、媒人知情”，故将陈朝荣作为第一责任人，施以刑罚，法官又着陈朝荣部分赔偿许家原聘。

　　（2）由尊长主婚。在古代，父权在家庭中被认为是掌控一切的主体，而婚姻中，长辈尤其是“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为婚姻成立的要件”。《大明令》从法律的层面规定了父母的主婚权，但考虑到中国古代社会是父权、夫权社会，虽然统称“祖父母、父母”，但其本意是指“祖父、父亲”的意思表示为构成要件。

　　（3）写立婚书或收受聘财。婚约是指订立双方当事人关于结婚合意的书面形式，婚约一般凭媒写立，由男女双方家长订立，内容包括聘财、生辰八字等，主婚人、媒人分别画押，两家各执一张，以此作为凭证。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入赘。入赘即男子到女方家成婚，成为女方的一员，称为“赘婿”。赘婿分四类：一是养老女婿；二是年限女婿；三是出舍女婿；四是归宗女婿。对于男方入赘女方的情况，则“须凭媒妁，明立婚书，开明养老或出舍年限”。

　　婚书作为当事人双方订立婚姻关系的证明，具有法律效力，一经订立不得反悔，另许另聘，也不许违反期约及妄冒，否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律虽然规定了嫁娶须写立婚书，在民间能起决定作用的还有聘财。只要女方接受了男方的聘礼，婚约就算成立。在整个定婚行为中，聘礼处于关键的、核心的地位。

　　（4）双方自愿、意思表达一致。违背一方意志的抢夺婚，更是为法律所不容，即使已成事实也要判决“离异”。昆山县祁圭堂弟妇范氏守寡，只有一子一女。祁圭擅做主张欲将侄女许给宋家，范氏不同意，没有接受宋家的聘礼，接受了陈家的聘礼，宋家串通祁圭等人抢婚。至判决时，范氏女已有身孕三月，法官仍判决离异，“着范氏领归，俟分娩后，同族长主婚，明属于陈家”。此案中，女方享有主婚权的人范氏不愿受宋氏之聘，认同双方自愿订立的与陈家的婚约，得到法官的认同，说明自愿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为法官所遵循。

　　2.婚姻缔结的条件

　　明代婚姻的缔结，除不得违背法律之禁止外，还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当事人必须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其次，必须履行法定的婚姻程序。明律的法定程序是：“写立婚书，以礼聘娶。”如果明知男方有残疾、老幼、养庶之情，女方自愿与之结婚的约定，称为私约。

　　对于结婚仪式，《大明令·礼令》规定：“凡民间嫁娶，并依朱文公家礼。”依此，缔结仪式可以分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阶段，但不是完成亲迎就宣告婚姻缔结完成，这只意味着完成了成妻礼，还须在次日以及三个月后完成“见舅姑”和“庙见”之礼，即成妇之礼，女方才算正式成为丈夫宗族的成员，当所有的婚姻仪式举行完成后，婚姻才正式成立。

　　3.婚姻缔结的限制

　　《大明律·户律三·婚姻门》多为婚姻缔结之限制性规定，主要有：

　　（1）同姓不婚。自西周以来一直信奉“同姓为婚，其后不蕃”，有明一代亦然。

　　（2）良贱不得为婚。《大明律》“良贱为婚姻”条指出：“凡家长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婢者，杖一百。若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各离异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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