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词的应用，可以简要了解规范词的使用情况及其之间的关系。《宪法》中关于“应当”的规范词有14处，如《宪法》第59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等等;关于“必须”的有18个，如《宪法》第5条第4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宪法》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等等。关于“义务”有13个。 似乎“应当”和“必须”只是语气上的区别，而没有实际适用的区别。有的学者也认为二者是一致的。不过在法律条文中，有使用“应当”，却没有规定相应法律责任的法律规范，这种法律规范有异于含有“必须”的法律规范，其“应当”的含义与“必须”的含义相去甚远。如《宪法》第42条第3款规定，“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这种倡导性义务规范的规定条款中使用“应当”时，往往并不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假如将“应当”换成“必须”，该规范的语气完全不同了。使用“应当”的命题，其是否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劳动，更多的主动权在于劳动者本身，而换成“必须”的话，这样的态度成了应有之义，带有强制性，甚至还可能附带制裁模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觉悟水平的变化，有些法律规范不适合对违反该义务的行为主体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其主要立法出发点还是指引规范行为主体的行为。这样的法律规范更注重的是价值判断和引导，而不是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法律规范中有大量的“应当”是这样的含义，即没有设置法律后果。 “必须”就相对清晰多了，较大部分的“应当”与“必须”同属于应为模式的法律语言范畴，如前述《宪法》第153条的规定和第53条的规定，其强制性规范的法律性质完全相同。法律规范中，“应当为”的，就是“必须为”，反之，法律规定“必须为”，也同样是“应当为”。“当为而不为”的行为都要承担违法后果。又如《刑事诉讼法》第91条规定：公安机关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出示逮捕证。法律后果是没有出示逮捕证的话，相对人应当不被逮捕。如前所述，“必须”是一个措辞强烈的语词，其行为后果是“不能不”，没有弹性空间。 从以上不完全的归纳中可以发现在大量的两个规范词的应用中，“应当”与“必须”确实有着非常明显的法律后果处理方式的区别，“应当”相比较“必须”其法律后果有较明显的模棱两可，甚至没有规定法律后果。这对于严格的法律适用——司法、执法和守法都可能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弹性空间，给司法人员、执法人员的法律行为带来很大程度上的无所适从。因此，今后的立法中应考虑制定相应的有效对策。 3“义务”规范词。法律上的义务是公民或法人按照法律应尽的责任。张文显教授在总结史上主要法学家的观点后认为，法律义务是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抑制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这里的义务是对于权利而言的，义务的履行就是对于权利的实现，不管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其他的各种学说更多地从部分主体的主观臆想作为出发点论述义务。从思维逻辑上讲，对于人们的不作为的否定构成了本文所述的人们的义务。张文显教授在这方面的总结很好地体现了人类的逻辑思维，他的论述说明真正的法律应是符合法律主体的共同的思维习惯的。法律规范中有相当多的“义务”规范，在法律规范中规范意义上的义务是以“有……义务”表述出来，虽“有……义务”也属义务性法律规范的范畴，但本文仅针对规范词进行研究，对于属于授权性法律规范的“有……权利”也是如此。 宪法第二章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有相当数量的义务规范的规定。宪法中的义务是对公权机关和公民对社会所应承担义务的要求。如《宪法》第33条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法律规范可以以一定的模式来分析。国内有的学者在研究法律义务时对“义务”与“义务规则”做过重要区分：“义务”仅由“应当”+“行为”构成，即“义务”就是“当为”，或说就是“应当做某事”。如《刑事诉讼法》第61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刑法》第21条第2款规定：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通常我们所谈论的义务，总指具体的、现实的义务;具体的、现实的主体;某种确指的行为;我们观念中的“我”与“行为”之间的确定性联系，因此，可以认为：义务就是“应当做某事”。而义务规则是关于义务的内容、义务成立的条件的规定：义务规则由“条件”+“应当”+“行为”构成。[5]也有一种情况是“义务”表达的是抽象的内容。如《宪法》第33条第4款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是普遍意义上的义务，公民所履行的是宪法和法律规定之下的义务，而非道德义务或其它。 义务性法律规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前述义务性规范词在全部主要法律条文的32933个规范词中，占有18418处，占全部规范词的56%。禁止性法律规范词（4693处）占全部规范词的14%，授权性法律规范词（9822处）占30%。[1]由于行为的多样性，三类行为涉及的法律规范词虽然所占比例不一，但三类行为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法律体系中行为模式的整体。 二、义务性法律规范的历史分析 义务意指一种约束、要求和责任。而义务本位是指社会中的人注重自身的约束感或强调政府对民众的持续性要求。我国封建社会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宗法家族制度与集权专制政体紧密结合，“儒化”的封建法律的潜移默化使“义务本位”观念渐入人心。另外，中国社会的家族血缘关系始终没有被打破，人们在家庭、社会中只有服从的义务。在法律实践中，“本位”的意义在于如何确认和维护某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并在此前提下塑造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在古代，这种义务观念体现在法律中，使得法律对不同身份的人规定不同的义务。中国古代法典只详细规定了庶民对于国家应负的纳税、守法、尽忠、服徭役兵役等种种义务。相对于现代社会的权利本位，多数学者称中国古代社会的法是“义务本位”法。 “义务本位”观念成为主要的意识定位。其在古代法律刑事、民事等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义务色彩。古代刑法实行同罪不同罚。等级高的人们享有种种特权可以减免法律的惩罚，比如“八议”“官当”等制度。“义务本位”作为一种意识也维系中华民族的统一，促进人民的团结以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特别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机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激励了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在立法上强调一定的“义务本位”观还是有必要的。义务相对应的就是权利，“以法治国”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目标，设定权力的义务规范比设定权利的许可更值得我们研究和推崇。 马克思主义对于义务的观点应先从权利谈起。在权利的起源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权利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是由社会的物质文化条件决定的，而不是天赋的、抽象的。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但是权利的这种相对性却并不妨碍公有制社会的权利的普遍性和真实性。他认为，每个特定的个体在社会经济关系中都存在着差别，但是由于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根本利益一致，当个人向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时，即意味着他正在用自己的努力缩小与他人之间的利益差距，同时也为其自身权利的进一步实现创造基础。近代市民社会的一个历史功绩在于，它确立了权利和义务不可分离的原则，而这一原则也是社会主义者所要争取实现的社会原则。马克思在1864年10月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起草的《协会临时章程》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6] 马克思所要强调的是个人在注重合理的权利要求时，也要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义务。因为马克思从来都不赞成资产阶级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认为个人永远是社会的个人，社会的存在方式是个人权利实现的根本途径。在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多数谈到权利如何体现，权利如何运行等，很少对义务有过多的涉及，这似乎不太合常理。实际上，马克思在强调权利的同时其实也是在阐释义务。早在黑格尔时期，他就认为：“义务仅仅限制主观性的任性，并且仅仅冲击主观性所死抱住的抽象的善。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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