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的城镇化推进速度虽快，但数据下掩盖的却是丧失了人本主义的城市躯壳膨胀的现实，人的城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几年更出现了人口外流的逆城镇化现象。城乡人口的流动意向展示的是土地红利的利益归属的预期，在人口红利渐退的今天，依靠土地再次分享改革的红利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尤其是土地农民的诉求，如何实现对土地红利的正义分配，实现改革背景下的制度红利由仰赖土地的外拓型、爆发式的增长到内增型、温养式的可持续增长，是当下城镇化以及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关键词：逆城镇化 土地红利 正义

　　1.“逆城镇化”的土地因素

　　城镇化是一个随着工业化发展而出现的在地域、人口、社会经济关系、生活方式上由农村向城镇转化的过程，是在经济发展带动下由传统落后的乡土社会步入资源、财富高度集中的现代先进城镇社会的一般趋势。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取得颇为巨大的成就，各地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然而，一股涌动的人口“逆城镇化”暗潮在我国东部一些发达地区悄然出现。所谓的“逆城镇化”，指大城市中心部分人口、工业、商业等向城市周边扩散分化，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加剧，城市周围农村地区加速发展，而城市中心则出现了经济衰退、人口减少等城市化逆流现象。一般来说，逆城镇化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随着某些城市或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趋于饱和，人口密集、交通拥挤、人居环境恶化、生产生活成本过高等等城市问题开始涌现，从而使投资方向转向中小城镇或乡村。[1]

　　按照我国约52%的城镇化率，尚未完成广义的70%的全面城镇化，本当处于大城市主导阶段的中国，然而目前面对的却是逆城镇化的阶段性提前的问题，造成这种特殊性的理由何在呢？城镇化过程必然涉及到土地问题，且土地作为三大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过程亦必定会分享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增值和红利，人作为趋利避害的社会动物是有着自主选择的倾向性的，由此推断，户口的逆城镇化与土地价值的存在和流向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我国实行的土地制度规定农地由村集体以“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为原则向村民进行承包出让，这原本是给农户提供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条件，但随着新型城市化浪潮的到来，尤其是东部等城市化水平本来就很高、且还在谋求建立新城区的地区来说就有了额外的意义：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因为其特有的地理位置被置挂上了“农转非”的标签，虽然土地本身的使用价值并未发生改变，但土地性质的转换带来的经济效益、市场对其未来经济收益的预期使城市周围的农地被附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其中蕴含的巨大土地红利便成为了一块令所有人眼红的大蛋糕。正是在此背景下，“回归”农村的逆城镇化现象有了合理的依据。

　　2.土地红利的偏差与功效

　　逆城镇化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作为支撑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口红利”正在逐渐褪去，发达城市的周期性民工荒、人口的老龄化趋势都在提醒着我们：人口红利的盛宴即将迎来尾声。幸运的是，在人口红利的支撑下中国实现了经济快速的发展，中国现有的主要的经济贡献者来自第二、三产业，主要依托工业化和城市的发展。[2]工业与城市的扩张是需要土地支撑的，这又带动了我们发掘新的制度红利，即土地红利。

　　我们可以把土地红利当作一种制度红利，因为没有我国特有的土地制度，就没有所谓的土地财政，当前很多人错误地将土地财政片面理解为政府获得大量财政收入的手段。土地财政的结果或者说是目的对中国发展有着巨大的功效，但其由“红利”转为“财政”通过的是政府的低价征地、高价卖地的流转方式，这种方式就确定了其在现代的中国依然存在着许多手段和伦理的偏差，风险主要表现在其的不可持续性：

　　第一，土地财政客观上推高了房价，居民幸福感下降。地方政府有着追求更多土地财政收入的冲动，往往默认、甚至过分经营城市造成房价持续上涨，超过多数居民承受水平、居民幸福感降低。

　　第二，土地财政收入很难纳入严格的科学管理，理论上存在巨大的腐败空间和用途的取向性错误的可能性。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在土地财政的征收、出让和使用中起到比较大的作用，容易出现贪墨红利、政绩工程频现等不符合人民福祉的现象。

　　第三，征地补偿方式和利益分配不能实现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对失地农民的补偿价格远低于土地转售后的市场价格，而农民却往往因为失地丧失了最主要的谋生手段和生产工具，往往丧失了可持续生存的保障。

　　第四，高额土地收益诱使政府过量开发土地，造成土地开发的溢出和使用浪费，同时放大了地方的债务风险。同时，超速的城区建设没有人口的支撑往往成为“空城”，对城市的内需推动力也明显不足。

　　但是，中国现有财政体制下，主要税种由中央政府掌握，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仅占公共财政的一半，地方政府的经济再分配不是无源之水，需要有可供分配的资源，为了更好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经济、经营城市，需要地方自主发掘巨额资金。[3]土地财政就是一套能够带来大笔建设资金的财政手段。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点：

　　第一，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地将村土地国有化，在市场上进行“招、拍、挂”流转后获得巨额的出让收入作为建设资金，由此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

　　第二，地方政府在征地完成后经过整合、规划并出让的方式满足城市公益性设施的建设，回笼了大部分的级差地租；

　　第三，城镇化和工业用地的价格双轨制，即用高额商品房的出让金弥补低价的工业用地造成的售地损失，正因为有了低价的工业用地令生产的成本大幅下降，才使得我国的出口商品具有成本低廉的特点，确立了我国在外贸上的价格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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