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是指在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下，一定历史时期我国工业总量和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的过程。系统研究这一问题既要考察国际的一般规律，又要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既要分析工业发展的外围条件，又要剖析工业发展的内部特征；既要全面总结历史，又要科学判断现实并展望未来。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一般工业发展规律、工业发展变化的驱动因素和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特征等方面进行过直接或间接的研究。

　　一、工业发展阶段性变化的一般概念

　　（一）工业化与工业发展的内涵

　　传统研究多将工业化定义为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96）将工业化定义为一种过程，首先是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是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两种比率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相比于这一定义，另一类关于工业化的定义则是广义上的，张培刚（2009）将工业化定义为“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在广义定义的基础上，理解工业化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着重于要素组合方式或技术的变化；二是不仅包含制造业工业化，还包括农业经营的工业化；三是技术变化所带来的制度变化也是工业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谭崇台等，2011）。

　　相比于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发展的概念较为狭窄。陈佳贵等（2009）认为，在一个国家漫长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工业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改造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面貌，包括工业规模的扩大、工业部门结构的改善、工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等内容，可以概括为工业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正如Jorgenson等（2000）所说的，总量数据和总量生产函数并不足以刻划工业增长的全貌，工业发展必然包括结构方面的变化。金碚等人（2011）认为工业结构变化一般包括轻重关系、行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组织结构、要素结构以及地区结构等几个方面。高拴平（1997）对工业结构变化的理解与之类似，包括工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对比关系以及工业内部结构状况、工业增长的稳定性及其与结构变动的协调性、工业地区结构三个方面。此外，工业结构还可以包括工业品进出口贸易结构、工业要素结构和工业技术结构等方面（国晖等，2013），有的研究也将产业组织结构换作企业规模结构进行分析（贾晓峰，2001）。

　　（二）工业化与工业发展的联系与区别

　　工业化的阶段划分比较成熟和清晰，工业发展阶段的划分则是一个相对模糊的研究领域。多数关于工业发展阶段的研究湮灭在工业化阶段的研究之中，将工业发展阶段作为独立主题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当稀少。早期的研究，按照生产方式的变化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分为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这里暗含着工业发展阶段划分的影子。更多的研究或者是从工业结构变化的不同特征进行工业发展阶段划分，或者是从影响工业发展的重大历史时期变化进行划分。虽然划分标准不同，但是不同的工业发展阶段，往往都意味着每个阶段的宏观经济背景、结构调整任务、主要政策变化和结构调整效果各不相同（吕铁，2008）。

　　多数学者认为工业化与工业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变化表现为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两个方面，因此，工业化过程往往通过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表现出来，并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在工业化初期，纺织、食品等轻工业比重较高；在工业化中期，钢铁、水泥、电力等能源原材料工业比重较大；在工业化后期，装备制造等高加工度行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工业发展推进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因此，工业发展问题可以用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两个理论范畴来分析，工业发展表现为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陈佳贵等，2009）。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指出工业化和工业发展之间存在区别。郭克莎（2007）指出，工业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含义不是指工业的发展，而是整个经济的发展，通过工业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人均GDP等就可以体现出来。冯飞等人（2012）认为，经典的工业化理论得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这些理论在经济全球化、产业分工细化、后发优势等影响下面临诸多挑战，从而使得一些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与经验得出的工业结构演变不一致。尤其是分工深化导致发达国家形成服务于全球的服务业，后起发展中国家形成服务于全球的制造业，使得后起国家制造业比重更高，出现拐点的时间也有偏差。而且，后起国家工业化面临着更为宽广的技术选择，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新技术等因素叠加使得工业化进程在时间上被高度压缩，例如相比于英国、美国完成工业化的时间分别为200年、135年，日本、韩国仅用了65年和33年。

　　二、工业发展阶段性变化的因素分析

　　一些经济学家对影响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因素进行研究和归纳，得出了许多具有概括性和综合性的结论。张培刚（1984）在《农业与工业化》中将生产技术和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作为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将资源和人口作为工业化的限制因素，将社会制度作为随机因素。林毅夫（2012）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更为全面的研究，如波特提出的“钻石模型”，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四个基本因素和两个辅助因素，前者是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企业战略，后者是机遇和政府。然而，“钻石模型”虽然很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和竞争力的来源问题，但是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着与“钻石模型”不一样的经济环境。因此，韩国学者乔东逊乔构建了“九要素模型”，其中，物质要素包括资源禀赋、商业环境、相关和支持产业、国内需求，人力要素包括工人、政治家和官僚、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此外是作为外部要素的机遇（胡麦秀，2005）。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需求因素对工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经济学主流文献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由供给或要素投入决定，需求常作为一个短期问题而不予考虑。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增长将由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已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识，需求作为启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纪明，2011）。二是开放条件，尤其是分工演进对工业增长的影响成为研究的重点。引发学者思考的是，处于开放与保护并存、竞争与协作同在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国的生产、交易与政府的边界到底达到什么水平是最合理的？（杜凯等，2010）。当然，全球化条件下，工业增长的稳定性和波动性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尤其是经济危机或波动带来的影响。一些研究指出，工业是中国经济中对外开放程度最高、利用外部资源最集中的领域，对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具有很大的敏感性和依赖性。

　　三、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及趋势

　　（一）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变化轨迹

　　尽管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史表明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其普遍规律，但中国工业发展却不是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简单重复，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过程。虽然中国建立现代工业的努力可以回溯到19世纪80年代，但是关于中国工业发展阶段性变化的研究还是集中于对1949年建国以来，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析。比较常见的一类阶段划分，将历史事件与工业结构变迁的动因结合起来。例如，李博（2010）将新中国60年历史分为1978年之前和之后的两大阶段，两个阶段工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变化趋势明显不同。张建华等人（2012）的研究重在工业发展过程的机理探讨，将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结构升级划分为向重工业倾斜发展的阶段、产业结构纠偏阶段、再工业化阶段。根据制度变迁特点对工业结构进行的阶段划分也属于这一类，比较典型的是根据不同的体制特点，将中国工业结构升级分为计划体制中的工业结构升级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工业结构升级（王云平，2002）。

　　另一类划分侧重于工业发展和结构演变的表象特征。吕铁（2008）认为1978年迄今的30年是我国工业化迅速推进的重要发展时期，根据工业结构变化的不同特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在此之前，庄德钧等（1999）依据工业结构的演进，将建国40年的工业发展划分为重工业份额低于轻工业、重工业份额总体上明显高于轻工业、轻工业份额总体上在增加的三个阶段。有的研究直接依据主导产业的变化对产业发展阶段进行划分，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以轻纺工业为终端的产业群（1979—1984年）、以家电产业为终端的产业群（1985—1990年）、基础设施产业群（1990—2000年）和以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2000年至今）四个阶段（邵宁，2012）。此外，从产业结构变化的某一方面进行的阶段划分也有借鉴意义，例如杨魁等人（2000）将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历史演变分为几个阶段，金芳（2008）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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