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并没有结束，其新的阶段主权债务危机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资本积累的重点也由私人债务危机转向主权债务危机，世界经济蒙上了更浓重的阴影，反思这场金融危机的文献很多，但从时空错位的角度阐释这场危机生成机制的文献相对较少，当代西方学者哈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时空错位。笔者将从哈维意义上的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内在悖论出发，并对空间性错位的认识论根源进行批判性反思，揭示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生成机制，同时为中国当前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给出预警性建议。

　　一、资本积累的时空错位：领土逻辑

　　与资本逻辑内在冲突

　　这次金融危机与其说是金融监管失灵，倒不如说是资本在空间化运动过程的错位。资本危机过程中的时空错位主要表现在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内在冲突和空间性错位的幻想。如要很好地反思当前资本空间化的空间错位，从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内在张力角度出发是一个较好的思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金融资本主导的时代，关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争论已久但没有明确结论的问题。列斐伏尔（也译为勒菲弗）认为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是冲突的，而列宁则认为其实是合二为一的。按着苏贾的看法，哈维实际上将二者结合在一起，他"将金融资本视为一种不同的部分，是一种寄生性的垄断部分，吸取了本来可以用到住房和基本社会服务的资金，并且与工业资本处于直接的冲突之中（从工业资本中金融资本可以以房租和利息的形式榨取部分的剩余价值）。可在另一些时候，哈维几乎在列宁主义的意义上将金融资本看作与垄断帝国主义联盟中的工业资本主义混杂在一起，合作性地控制着生产的总体过程。"[1]151

　　正是面对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紧密结合的新情况，哈维提出了他的新帝国主义理论"资本帝国主义"，即"国家和帝国政治"（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为体的权力建立在拥有一定领土，能够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上面）和"资本积累在时空中分子化过程"（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支配和使用资本占据着其首要的地位）这两种要素矛盾的融合。[2]24哈维遵循了阿吉瑞（Arrighi）划分，提出了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

　　然而，这两种逻辑存在着内在的冲突。拥有货币的资本家总是希望能够将货币资本配置到能够产生利润的地方，并谋求积累更多的资本，而政治家则往往谋求维持或增加国家的权力。货币资本家往往如马克思描述的那样，打破一切空间限制，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而领土国家难以迁徙，总是限制在固定的边界内，政治家们往往追求政治权力的最大化。权力的这两种逻辑对立非常明显，但是，这二者往往存在辩证一致性，比如，按着罗宾逊夫人的观点说，"隐藏于自由放任之后的真相，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在通过推动贸易和生产来征服领土并移植制度，以帮助自己国家的公民获得优势。正如马歇尔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自由贸易学说本身，实际上就是一份英国国家利益的规划书"。[3]拥有货币资本家总是希望通过消除地理障碍来开拓其市场，对此哈维的解释是："有一种永不停息地减少（如果不是消灭）空间障碍的动力，以及与之相伴随地永不停息地加速资本周转的冲动。"[2]81即当代世界经济增长受到资本时空压缩机制的一轮一轮驱动。

　　纵观资本主义历史，一直都存在这样的趋势：减少各种空间障碍，加速资本周转。人与人之间交互作用创造的空间关系是资本主义伟大成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偏爱，往往意味着残酷的"创造性毁灭"。当前经济危机同样是时空错位的例证，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内在悖论：其一，附着在地上的固定资本或许有助于可流动资本的流动，但如果流动资本并不遵循固定资本确定的地理路径，固定资本的价值就会遭受损失；其二，附着在土地上的固定资本生命周期通常比较长，收回投资成本比较缓慢。资本主义永远在不知疲倦地追求速度，在永无止境地减少空间壁垒，但是它仍然必须要调整自己，以适应固定在某个空间或处于缓慢周转中的资本的要求，如果这个调试过程出现问题，就很容易爆发危机。在马克思本人看来，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做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4]278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往往采取现有资本贬值或者爆发危机的形式来实现，当然，这也是资本积累过程中一个策略，按着马克思本人的说法是"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4]278

　　从现实来看，城市化是过剩资本积累的重要载体。"它与源自非常特殊原因的过度积累资本的吸收有特别的关系，过度积累资本的吸收则需要与被建构的环境中长期的工作周期、周转时间和投资寿命打交道。它同样也有一个地域的特殊性，决定了空间生产和空间垄断的生产不仅仅依靠变换商品流动的模式，而同样依靠那些活动产生的被创造和被生产的空间和地方的本质，从而成为积累动力学的组成部分"。[5]因此，城市化是资本空间化的典型样本，城市化进程对全球经济和吸纳剩余价值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不仅仅是资本逻辑在城市化过程获得了巨大成功，同样，政府也通过空间化获取了巨大的收益：通过改变空间关系获取利润，而获得的利润又反过来进行新一轮的空间扩张。大型项目建设，比如铁路、高速公路，都是通过贷款修建的，在中国，地方政府通过"经营城市"的办法，获得金融系统的支持，通过经营城市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这些利润又反过来支撑地方经济增长。开发商将空间要素内化，并成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微观主体。

　　资本过度空间化往往会带来债务危机。通过借债发展方式在初期看来对于很多利益相关方都有好处，但是，一旦投资效应消失或者受到外部偶发性事件的冲击，就可能爆发金融危机从而导致国家债务危机。回顾历史，19世纪的奥斯曼改造巴黎，使之成为一个现代性大都市，就是一个毁誉参半的案例。奥斯曼"首先提出了城市空间一致性的概念，在其管辖范围内遍布市政管网和设施，尤其是给排水……奥斯曼率先在工程中运用投入产出理论，并设计出易于获得金融资助的复杂借贷体系。" [6]但是，巴黎改造时的负债问题却是质疑的焦点，正如朗索瓦兹·邵艾对这些质疑提出了见解，"工程开支以建设性消费理论为基础，根据现状财富水平预测未来的支出。这只有在取得银行贷款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并且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土地开发体系。在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中，用传统的眼光很难理解适度借贷的可行性，因此会出现对奥斯曼金融政策的全面反对意见。对银行借贷的怀疑在此之前并不常见，因为大多数借贷都能够按期偿还。而在战败之后这种怀疑却变得非常普遍"。[7]巴黎改造确实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说拆迁和租金上涨导致工人被迫迁徙，随着第三帝国瓦解，巴黎就爆发世界著名的巴黎公社运动。现在人们转而肯定了奥斯曼改造巴黎的活动，包括弗朗索瓦兹·邵艾也对当时质疑的声音做出了辩护，改造城市面貌当然是好事，然而，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城市化进程政府负债问题通常也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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