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问题不仅仅关涉到资本积累的问题，还牵涉到政治经济规划背后的权力支配问题。将空间问题视为权力进行政治经济规划的一项功能，也在法国学者那里得到了解释。比如在列斐伏尔那里，"存在着一门空间的政治学，因为空间是政治性的"，[8]福柯也强调权力利用空间监视居民的问题。当前的金融危机不是一场简单的资本积累危机，它关涉到以资本增殖为轴心的整个现代社会每一个"神经末梢"。

　　资本积累是资本在空间化扩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资本空间化内在的悖论会导致资本积累的暂时中断，甚至会爆发巨大危机。当经济陷入泥潭之时，哈维指出了几条资本积累的地理学准则：准则一是打破资本积累的地域限制；准则二是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准则三是经济活动集中在某地区。 [9]这些地理学准则实际上从资本时间周转和资本空间转移两个方面解决资本时空错位引起的资本过度危机问题。为了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带来的危机，哈维提出了他的出路："时间-空间修复"机制。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特定地域系统（territorial system）的过度积累意味着该地域出现了劳动盈余（表现为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资本盈余（表现为市场上大量没有卖掉而只能亏本处理掉的商品，表现为闲置的生产能力和/或缺少生产性和赢利性投资的货币资本的盈余）。这种盈余可能通过以下方式得到吸收：1. 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如教育和科研）来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2. 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可能性来进行空间转移；3. 在某种程度上将1与2结合起来"。[2]89-90 即通过在时间上的延迟和空间转移来解决资本空间化过程的危机。

　　二、认识论反思：两种空间性错位

　　时空修复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资本空间化的灵活性，但是，我们还需要更深层次地反思资本空间化危机的认识论根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关于空间化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向"后"转的路径，按着苏贾的意见，这三条路径分别是"后历史决定论"、"后福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所谓"后历史决定论"从本体论上进行企求重新平衡历史、地理和社会之间关系可以阐释的交互作用，"后福特主义"是直接附丽于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空间重构活动，"后现代主义"路径则寓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变革、对现代性体验更新界定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崛起之中。

　　可以看到，空间化概念是一个复杂且有争论的命题，而对空间性的阐释也存在着很大争议。一种空间性的错位是对物质空间的迷恋往往遮蔽了人们对于当代社会问题的认识，另一种空间性的错位是对于思维空间的过分关注同样成为人们透析社会问题的障碍。这两种空间性错位，苏贾作了很好的揭示：一种空间性错位被他称为"模糊的幻想"，另一种则被其称为"透明的幻想"。模糊的幻想是对空间性问题看法过于"近视"，空间性被还原为物质的客体性和形式，这种"近视"的空间研究方法在积累精确地理信息被证明是有效的，然而，当地理的描述被对空间的社会生产的解释以及对社会的空间组织所取代时，就会变得虚无缥缈。透明的幻想是对空间问题的看法过于"远视"，空间性被还原为单单是一种心理构想、一种思维的方式或一种观念的作用。这种方法虽然能够吸取有用且深刻的思想，但是，这种幻想掩盖了空间的社会生产。总结起来，"使得我们看不清存在着两种空间：一种空间是作为社会中一种具有构建力量的物质客观性，另一种空间是作为集体意识的一种愈益积极部分的观念主观性。" [1]198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得到空间化的同时而又不导致一种反历史的氛围，这有没有可能？在苏贾看来，回答这些问题的一种可能办法，就是借助逻辑说服力，即对社会-空间的辩证关系、对历史和地理的唯物主义、对社会生活的空间-时间构建进行一种直接明了的理性肯定。[1]199以苏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反对历史决定论、后福特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向"后"转向，采取的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资本论对于空间问题的关注远远少于时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呈无空间和封闭性体系的理论阐述"，"这种资本主义的系统性构建几乎像是存在于针尖上"。 [1]199对此，他们的目的是要构建一个历史-地理-社会的本体论。

　　事实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并非像他们所言的那样，只关注时间而不关注空间问题，马克思多次解释了开拓国际市场和改进运输成本的问题，马克思指出，"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 [10]资本通过技术手段克服地理障碍，"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 [11]马克思资本论的思路既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线，同时马克思也关注资本空间化扩张，并且，马克思资本论本身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经济规律，揭示了资本如何塑造资本主义社会过程。

　　三、当代债务危机的空间性错位解读

　　当前由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了主权债务危机，从空间角度来说，是由于资本空间化过程的空间错位和空间性幻想引发的危机。

　　次贷危机运行发生机制并不复杂：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而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通常采用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相结合的还款方式：购房者在购房后头几年以固定利率偿还贷款，其后以浮动利率偿还贷款。在繁荣时期，购房者还因为财富效应得以还款。根据哈迈德·艾尔·麦道依的数据，在房地产领域，美国房屋价格1996-2005年的增长率高达 90%，其中2000-2005年的增长率为60%。低利率也导致了投资者不惜成本追求收益的趋势。[12]但是，随着住房市场逐渐低迷和短期利率升高，次贷还款利率随着大幅度上升，使得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更糟糕的是，住房市场低迷使得购房者变现和抵押再融资难度加大，从而诱发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爆发是资本的逻辑尤其是金融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内在冲突引起的危机，其认识论根源在于空间性的模糊幻想和透明幻想的错位。

　　不仅当前危机是由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内在冲突引起的，历史上的诸多危机都可以从资本空间化的错位过程寻找到内在根源。根据哥兹曼和纽曼在纽约市收集的高层建筑建设图表，1929年、1973年、1987年和2000年崩溃之前的房地产繁荣，像一个长矛清楚可见。[5]9

　　对货币资本或者说金融资本来说，寻找能够推动资本快速积累和增殖的经济空间是其重要任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固定在领土上的投资为基础。对于权力的领土逻辑来说，必须要在资本的流动性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增殖。但是，这里有一个内在的冲突：资本逻辑由于自身积累内在压力和外部竞争的压力往往具有打破一切空间限制的本性，从而具有开拓性，其结局要么导致"创造性破坏"，要么导致"破坏性创造"；领土的逻辑则具有保守性，因为固定资产投资总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收回其成本和利润，一旦其居于主导地位，领土逻辑则往往会限制资本打破地域限制的冲力。嵌入在领土上投资往往是吸纳利润的主要领域，当前城市化浪潮中，铁路、公路投资和房地产往往成为资本逻辑追逐的重点。在现代社会，资本对于房地产有着特殊的青睐，现代很多国家基本上都经历过一段时期的房价快速上涨。对于权力的领土逻辑而言，住房问题基本是每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的社会问题，在美国让穷人都买得起房是美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在房地产市场上一拍即合，大量的资本进入这个领域，更高的价格带来更多的财富效应，而更多的财富效应能够支撑更高的价格，这样一个正反馈机制在美国上演，连大量劣质贷款人都卷入进去，房价从而脱离美国生产力所能支撑的现实，正反馈环机制崩溃，从而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这种灾难是资本空间化出现错位的典型后果。从根本上来说，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这种内在的矛盾，是资本自身否定性本性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4]278一旦资本积累循环断裂，房地产市场价值需要重估，同时会引起整个房地产产业的崩溃。

　　从空间性认识论错位而言，一方面，这场次贷危机首先是人们对空间性的模糊幻想的错位：精致的金融模型和现实成功案例，使得投资者只看到房价上涨的益处，从而忽视了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人们还存在着对空间性的透明幻想的盲目认识。对华尔街和国际投资而言，金融市场不过是一种心理博弈的战场，金融市场的弄潮儿将财富看成一种纯粹的符号和数字游戏，次级住房贷款证券化等各种千奇百怪的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出现，表征着人心有多远，财富就能有多大。高利贷式的复利增长借助杠杆效应并非是一种神话，金融市场逐步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强化和循环，这种自认为透明的幻想最终证明是一场灾难。从根源上来说，这基于国家信用将货币转为想象的符号，马克思指出："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和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13]650

　　但是，危机爆发不仅仅有创造性破坏一面，还有破坏性创造的一面。"现有资本的周期贬值，这个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阻碍利润率下降并通过新资本的形成来加速资本价值的积累的手段，会扰乱资本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现有关系，从而引起生产过程的突然停滞和危机。"[4]278就此次危机而言，美国房地产价值的贬值，导致了住宅开发量总体低迷，并引起了整个房地产市场危机。"资本的积累，从价值方面看，由于利润率下降而延缓下来，但这样一来更加速了使用价值的积累，而使用价值的积累又使积累在价值方面加速进行。"[4]278实际上，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一方面是资本阻止利润率继续下降的本能反应，另一方面，一部分资本贬值却是另一部分资本扩张的良机。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对金融机构输血，实际上将金融资本家的权力凌驾于一切诸如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等头上，这加速了资本集中，并扩大了金融资本的权力。同时，物品的真实价值得到还原，避免资源随着投机价格继续错配。

　　次贷危机逐步演化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很多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这些政策并没有真正化解金融危机，反而将国家主权债务推向全球性风暴的核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主权问题与银行问题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主权和银行的双重危机"。[14]

　　尽管西方经济学者对这次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且西方经济学者对于一些实证性问题有着很强的说服力，然而，他们往往有意或者无意地掩盖了空间化错位的事实。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他们为资本主义社会编织了一个基于现实的乌托邦式的梦想：财富的最大化（亚当·斯密的遗产）与社会和谐 （维弗雷多·帕累托的遗产）。"[15]30

　　在这个乌托邦之梦的编制过程中，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市场的自我修复的神奇效果和权力的外在干预立竿见影式纠偏，而忽视了其背后的空间权力的结构，近期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对此忽视或者掩盖的一种现实抗议。"当这个神奇的资本主义机器运转过快或过慢时，他们都会提出不同的修正策略--一个希望自由市场自行修复，另一个希望通过国家干预去修正市场问题-但无论他们主张哪一种策略，都不会直接面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问题，不会把阶级结构问题看成是危机爆发的 一个原因。"[15]30

　　随着经济低迷，政府税收减少还要增长支出以促进增长和福利，这形成了一种负反馈机制："经济放缓→市场利率上行→赤字率攀升→债务率无法维持"，金融危机也从私人债务危机蔓延到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就美国而言，它已经成为债务依赖型经济国家，即通过政府赤字财政、国民超前消费、银行金融支持维持经济增长，国家债务达到极限就会爆发债务危机，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也被评级机构下调。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美国主权债务危机解决途径有两种：其一是靠美元贬值来实现，其二是靠通胀违约。这两种做法都会引起全球性经济空间的骚动和美国国内民众的抗议，美联储强推三次量化宽松的政策，给资本空间化运动过程都带来了巨大风险：对美国国内经济而言，量化宽松政策加强了金融资本的权力，使得其资产、资本以及劳动地位受损，对全球而言，加强了美国金融霸权地位，通过资本在全球范围的空间化运作，美国将其内在风险和有毒资产转移出去，与之联系紧密的国家深受其害，特别是那些主权债务评级不高的国家，很可能陷入国家破产的境地。诸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冰岛诸国都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甚至连欧盟核心的法国和德国也深陷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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