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房价急剧上涨迅速扩大贫富差距。欧文·菲歇尔（1930）说：“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9]他把收入划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享用收入、实际收入和货币收入。享用收入是心理上的体验，和效用一样无法衡量，但可以用实际收入（生活费用）来近似反映。人们通常说的收入是最后一项：货币收入，收入差距往往指货币收入差距，尤其是工资差距。而在菲歇尔看来，收入其实是一系列的消费或享受。事实上，货币或工资收入绝不等于实际收入。如果从消费来看，很多人的差距并不大，无非是一日三餐、衣食住行而已。但若从财产来看，差距就十分明显了。有人仅能维持家庭生计，有人却身家过亿。事实上，贫富差距的症结不在收入，而在财产，基尼系数所反映的主要是财产差距。当前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是房价急剧上涨迅速放大财产差距，进而扩大贫富差距，形成强烈的财富再分配效应。普通居民为买房耗尽多年积蓄，甚至透支几代人收入；而富裕阶层通过房产投资使财产迅速膨胀，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巨额土地出让收益。房价上涨的过程，实际上是财富从普通居民手中向富人和政府手中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居民消费自然难见起色，而掌握大量财产收益的富人和政府为追求更高收益产生强烈的投资动机，因此消费与投资必然失衡。

　　三、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途径选择：既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主要矛盾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就不同。每一个经济规律都有它适用的前提和假设，制定经济政策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总量，而是结构，调整结构是重中之重。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把握好以下几个着力点。

　　（一）以深化改革来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不可错位。只有在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才有必要。作为转型国家，中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不是市场失灵造成的，恰恰相反，是官本经济观念根深蒂固，政府和市场边界混沌，市场被强势的政府所压抑造成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创新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改革任重道远，当前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深化改革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不同于规定企业“能做什么”的审批式管理，“负面清单”只规定企业不能做什么，法无明文禁止即合法，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自由选择空间，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减少了政府人员寻租空间，有利于政府廉洁高效。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政府行为作出了有效限制，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意义重大。未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对象应从外资企业扩展至境内所有企业，从经济领域扩展至社会管理领域，待上海自贸区试验成功后适时推广至全国，这将是政府治理思维的巨大转变，是深化改革迈出的一大步。

　　（二）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来优化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调整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这是市场的强项。优化产业结构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中最关键的是市场决定价格。价格机制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基本途径，价格越僵硬，市场作用就发挥得越不理想。价格反映供求，同时调节供求。事实上，价格调节供求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企业根据价格进行经济计算，将资源投入市场最需要的地方，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主观上追求利润最大化，客观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如果价格机制不顺畅，企业无法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消费者也难以安排理性的经济活动，供给和需求不能有效衔接，结果必然造成结构僵化或扭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为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除公共产品外，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都应由市场决定。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价格管制，同时要打破行业垄断，对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一视同仁，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产业结构调整要在机制上从政府调节转向市场调节，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主体，让价格相对准确地指引企业的生产行为，促进产业结构自发调整。

　　（三）以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来改善需求结构

　　改善需求结构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收入分配改革迫在眉睫，因为贫富差距扩大不仅损害公平，而且造成需求结构失衡，进而降低效率。在初次分配领域，由于劳动报酬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政府不宜直接干预，否则会造成失业。政府要做的是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减少直至消除人为因素扭曲市场而产生的分配不公，如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消除同工不同酬现象，打击恶意欠薪，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不与民争利等。在二次分配领域，政府要担任主角，强化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全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医疗改革、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工程。同时，政府必须致力解决财产差距过大问题，适时开征房产税、遗产税等财产税，这些税种应成为地方政府税收来源，主要用于提供地方基本公共服务和补贴低收入群体。尤其在急剧上涨的房价迅速扩大贫富差距的背景下，应在房价过高的一线城市对存量房和增量房全面开征房产税。但房产税要设计周全，不宜对居民所有房产都开征，否则会增加民生税负，违背结构性减税、改善民生、调节贫富差距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初衷。应鼓励居民购买一或两套住房来满足自住和优化资产配置需求，一套自住，另一套可用于出租以提供财产性收入；对居民第三套以上房产课征重税，增加持有空房成本，促使更多房源涌入市场，以增加供给推动房价回归合理水平。同时也有助于抑制房产投机，引导富人更多地投资实体经济，压缩房地产泡沫，优化经济结构。

　　（四）以注重长期均衡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稳定市场信心

　　经济刺激可在短期内遏制经济下行风险，但如果操作不当，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市场释放错误信号，破坏市场自动调节机制。我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四万亿刺激计划虽然保证了短期增长，但却使很多本应退出市场的落后产能又延存多年，使本已向合理水平回归的房价大幅反弹，要素价格高度扭曲，使中国错失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未来应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解决影响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来，宏观政策要从短期刺激转向促进长期均衡发展，这样才能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稳定的环境。正如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经济下行时，用短期刺激政策把经济增速推高，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我们权衡利弊，认为这无助于解决深层次问题，因而选择了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策略，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10]这里的长远策略，主要指政府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应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科学发展。在财政政策方面，坚持不扩大赤字，而是调整支出结构，压缩行政开支，为结构调整、改善民生提供更多支持。在货币政策方面，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保持物价总体稳定，避免通货膨胀扭曲价格体系。惟有如此，才能让企业和居民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避免短期投机行为，合理安排生产与消费，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注释：

　　①中国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平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简称WDI）。

　　②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之数据计算。

　　参考文献：

　　[1]李克强.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J].求是，2010（11）：3-15.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6.

　　[3]斯 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65.

　　[4]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伍晓鹰，许宪春，叶燕斐，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61.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光盘版）[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6]Schwab K，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e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3-2014[R].Geneva： SRO-

　　Kundig，2013：15.

　　[7]奈 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M].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28-232.

　　[8]哈耶克.社会主义的计算（一）：问题的性质与历史[M]//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13.

　　[9]菲歇尔.利息理论[M].陈彪如，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3.

　　[10]李克强.以改革创新驱动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在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N].人民日报，2013-0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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