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府将赌博合法化的相关问题

　　（一）政府对赌博态度的演变

　　政府在对待赌博的态度方面不同程度地发生着变化。例如，在过去的20多年中，赌博在美国已经得到了政府的许可。1978年，美国只有1个州允许开设赌场，而到20世纪90年代开设赌场的州达到27个。同时，全国的彩票业也迅速发展起来。赌博业成为近20多年间美国发展最快的（合法的）产业之一。1847年澳门政府颁布法令，宣告赌博业合法化，澳门的赌博业是由政府开设的专利经营。

　　中国彩票业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体育彩票发轫于1984年10月北京发行的“发展体育奖一九八四年北京国际马拉松比赛”奖券。1989年8月，北京举行第11届亚洲运动会发行的基金奖券，是首次在全国范围发行的体育彩票，其后于1994年正式由国家统一发行，其发行收益主要用于发展体育事业。

　　1986年6月，民政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12月20日国务院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奖募捐活动；1987年2月中央同意民政部的报告，并明确指出，“除民政部门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搞类似有奖募捐活动”。1987年6月3日，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通过了章程，明确了福利彩票以“扶老助残，济困救孤”的宗旨。

　　目前，中国彩票的种类主要有中国足球彩票胜负游戏（胜负游戏）、中国足彩彩票4场进球游戏（4场进球游戏）、超级大乐透、七星彩、天天彩（选4）、“36选7”电脑体育彩票（36选7）、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3D）、全国联合销售30选7电脑福利彩票（七乐彩）、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双色球）、中国福利彩票东方6+1（福彩东方6+1）等。

　　（二）政府如何将赌博合法化

　　既然对赌博的评价是最具争议的社会问题之一，那么，是否将赌博合法化就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政府秉承尊重个人自由选择的理念。政府通常对公众的消费行为保持放任的态度，由个人决定消费什么和如何消费。然而，一个健康的社会通常又不完全放任市场。因此，政府又不得不对个人的某些消费行为（例如某些欲望、好奇心等）加以干涉。政府需要干涉的那些消费行为，是会对个人和社会带来危害的行为，以及带来很高社会成本的行为。例如，对吸烟者年龄和吸烟范围的限制，禁止和处罚吸食毒品和无节制的赌博嗜好等。

　　政府对需要干涉的那些消费行为，常用的公共政策是禁止，并且用刑罚制裁手段以强化这些禁令的效果。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这类禁令的效果往往与政府的意愿相悖，政府对电子游戏机的禁令就是有力的说明。

　　2000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7部委《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该文件中提示的电子游戏经营场所出现的“有害现象”，包括赌博、渲染暴力等违法犯罪活动，以及青少年沉迷游戏问题。为了根除这些“有害现象”，要求禁止生产和销售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附件。但是，如此严厉的措施，并没有达到根除游戏机滋生的“有害现象”。

　　这充分说明，由于实际上政府难以保证有充分可靠的信息严格执行某项禁令，政府不能指望利用法律就能够完全禁止某项活动。与此同时，对某些消费行为禁止的公共政策在避免可能对个人或社会带来危害的同时，对其中的有益的或者善的东西也被禁止了。既然一味地禁止和使用刑罚制裁手段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么，政府对那些难以完全禁止而又有必要禁止的活动，可以利用多种手段告知公众某项活动的潜在危险，使一部分甚至大多数人采取谨慎的立场。可见，政府的某些政策选择有时如同走钢丝那样难以把握。值得庆幸的是，政府往往在社会实践中学会更艺术地管理这一类令政府和公众棘手的问题。

　　2013年9月27日，国务院批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在方案中有关于游戏机解禁的问题。该方案公布之后的2014年1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调整上海自贸区内相关行政法规和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目录。其中，明确规定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长达13年的游戏机禁止销售规定正式解除。对游戏机由严厉管制到解除管制，充分说明了政府对于人的某些消费行为或者需求的重新认识。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将赌博合法化会减少不法活动的干扰，降低那些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暴利[2]183。实际上，中国彩票业的成功不仅体现了筹集公益金的功能，而且满足了公众借助投注彩票善意赌博的欲望。假设没有合法的彩票业，这些投注彩票的公众（至少一部分）或许会寻找另一种（可能是非法的）赌博的方式。

　　政府如果对公众所有的赌博活动都采取禁止的政策，那么虽然遏制了非善意赌博，但善意赌博者也得不到满足。与此同时，实践也证明了既不可能根除非善意赌博，也不可能排除众多善意赌博者的活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实施禁止赌博的过程，其成本是极其昂贵的。由此可以得到评价政府政策的标准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该既是公正的也是有效率的。

　　有经济学家就认为，赌博不产生任何商品和服务。因为赌博的组织者会从中抽取参赌者的一部分收入，所以赌博甚至是“负和博弈”[2]182。不过，澳门博彩业、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案例说明，合法化的赌博确实能够维系或者拉动某个地区的经济。中国彩票业的管理机构包括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下设的体育彩票分中心和省发行中心，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投注站和为彩票发行服务的人员与相关设施。由此可知，彩票业带来的产出和就业是不言而喻的。有鉴于此，政府在建立健全赌博合法化法律体系的基础上，扩大赌博合法化的范围，适度发展中国的博彩业，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谨慎建议。

　　四、结语

　　综上所述，赌博对经济社会既有正面功能，又有负面影响。尽管是否将赌博合法化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但许多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将一定范围和形式的赌博合法化，使恶习变为促进公共利益的活动，并且维系或者拉动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

　　在借鉴中国彩票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健全赌博合法化的法律体系，适度扩大善意赌博的范围，希望政府在对待赌博的态度问题上，是一次成功的从禁止向合法化的“惊险的跳跃”。

　　参考文献：

　　[1]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萧琛，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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