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人们是在商品经济时代才认识到抽象劳动，但抽象劳动并不与商品经济属于同样的历史范畴。当人们说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时，其实也是从抽象劳动的意义上来说的。这是因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都有很多具体的形式。显然，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也只能是在抽象劳动上而不能是在具体劳动上。在商品的交换中，复杂劳动换算为复合的简单劳动是很清楚的。如果复杂劳动不能换算为简单劳动，那么，复杂劳动的产品就不能用简单劳动的产品——黄金来支付，从而也就不可能有价格和用于交换。而随着人类劳动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一方面简单劳动的内涵会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复杂劳动也必然日益向简单劳动转化。

　　关键词：商品经济；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简单劳动；复杂劳动；一般劳动；价格；交换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3-0010-05

　　一、抽象劳动的历史性与永恒性

　　关于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所特有的历史的范畴；还是一切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永恒的范畴，学术界曾经有过较大的争议。有人支持前者，有人支持后者，还有人同时支持两者。在支持前者的学者中，有人认为，那些支持后者的学者是把抽象劳动与一般劳动混淆了。但是，什么是一般劳动呢？该学者认为，“不论社会的经济形态如何，也不论劳动的具体形式如何，人的劳动总是人的脑髓、肌肉、神经、感官等的支出。这种生理学意义上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就是一般劳动。”①与之商榷的丁学良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抽象劳动的实质就是指‘人类劳动的等同性’，而没有其他的含义。”②这倒反而是支持了前一学者认为其他学者把抽象劳动与一般劳动混淆了的说法。其实，《资本论》中的这句话即“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③恰恰说明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指的也是抽象劳动。

　　还有人认为，抽象劳动是一般劳动在商品生产社会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社会形式。抽象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表现在：它的社会性并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商品交换间接表现出来的。在非商品生产社会中，人们的个人劳动直接就表现为社会劳动，一般劳动也就无须再采用抽象劳动这种特殊的社会形式了。④而马克思恰恰指出，在商品生产社会中，“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可以叫作一般人类劳动。”⑤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强行区分抽象劳动与一般劳动的差别。其实，既然承认抽象劳动的社会性的间接表达，那么就应当同样考虑到这种社会性在其他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存在的直接表达，从而承认抽象劳动并不局限于商品经济的历史范畴。抽象劳动说明了商品交换何以可能，它是商品交换的前提，而不是商品交换的结果，因此，它在商品交换这个历史范畴出现之前就出现了。但是，此前的人们并不清楚这一点，而且在商品经济中，人们也没有直接以抽象劳动来计量价值，人们同样不清楚商品价值是由抽象劳动形成的。只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充足的材料使得马克思破解了商品经济的表象，分析出抽象劳动之后，人们才认识到这一点。因此，虽然人们是在商品经济时代才认识到抽象劳动，但抽象劳动并不与商品经济属于同样的历史范畴。用马克思的说法是，人们对抽象劳动的认识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但决不是具体（这里是抽象劳动）“本身的产生过程”⑥。

　　此外，虽然在非商品社会里人们更关注有用物本身的效用而不关注其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时只存在具体劳动，不存在抽象劳动。有人以为，“在非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每一个劳动者都是作为社会总劳动力的组成部分来参加生产的，他个人的具体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⑦而卫兴华则认为，“马克思所预计的在消除了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作为劳动和消费尺度的劳动时间，只能是抽象劳动。也就是说，在这种没有商品经济的社会中，抽象劳动还是可以而且不得不存在的。”⑧其实，在商品生产社会里，也有一些人的个人劳动直接就表现为社会劳动，例如按照社会的计划来修筑免费使用的城市公路或从事其他公共性基础设施建设的人，他们的劳动成果并不作为商品用于交换，但他们的劳动成果仍然要按抽象劳动来计量生产费用。

　　恩格斯在谈到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时指出，“一种是技术意义上的劳动，另一种是经济意义上的劳动。”⑨而经济意义上的劳动显然在非商品经济时代也是存在的。像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是按个人劳动量来分配，而是按个人所完成的社会劳动量来分配，因而不是搞大锅饭，不是让懒汉与勤快人获得同样的分配，从而这种劳动量不可能是指具体劳动的量，而只能是抽象劳动的量。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比较的还是抽象劳动的量。生产布匹的8小时劳动得到的分配要多于生产水泥的6小时劳动得到的分配，这是因为8（小时）大于6（小时），而不是因为8米大于6公斤。

　　更何况，在消灭了分工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不局限于任何一种具体劳动，而是有能力从事许多种具体劳动，那个时候就每个人来说，抽象劳动的意义显然更大些。

　　二、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换算

　　庞·巴维克质疑马克思把熟练劳动当作普通的“倍数”来看待。他认为，在理论方面，一个复杂劳动者“一天的生产无论如何总是一天的劳动产品。如果我们说一种一天劳动的产品，等于另一种五天劳动的产品，我们便可以随意想象和捏造。”⑩其实，庞·巴维克只是剽窃了杜林的质疑：“一切劳动时间都是毫无例外地和原则地（因而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完全等价的”{11}。但是，熟练劳动比不熟练的普通劳动在同一时间里创造出了更多的产品，则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天在我们眼前发生的简单的事实。”{12}这里没有什么想像和捏造。马克思“没有在任何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作为事实的结果加以阐述。”{13}而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从事实中引伸出来，并用自己的理论加以阐述的。

　　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问题上，比较大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后者相对于前者的“倍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只给出了原则性的回答：“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14}

　　陈其人认为卢彬的下述观点是正确的：“熟练劳动所生产的生产物之价值，最低限度不但足以补偿生产该生产物（例如金玉工的制成品）所直接消耗的劳动，而且足以补偿事前学习此种职业时所耗费的劳动以及师傅教授所需的劳动。”{15}但是，是否要在学习后制作的第一件金玉器上，补偿全部事前的学习耗费呢？如果是，那么制造下一件金玉器时，就不必补偿了，从而再次制作金玉器时的劳动就要按简单劳动算了；如果不是，那么就要将补偿分摊到此人一生所制造的全部金玉器上，但是，谁知道此人会活多久，会不会改行，从而在谁也不知道此人要制造多少件金玉器时，又如何算出每件金玉器的分摊额呢？当然，有人会说，可以按金玉器师傅们平均一生所生产的金玉器来分摊。如果那样，每件金玉器上所分摊的并不多。事实上，复杂劳动者制作的产品越多，其事前所学的技术就越像免费的自然力一样发挥作用。其补偿如果不是可以忽略的，也是很小的。孙尚清也设想以各种劳动力培养费用的比例，作为复杂劳动同简单劳动间的各种比例来加以换算{16}。但是，复杂劳动力与复杂劳动不是一回事。能力与付出并不一定对应，大学生去扫马路并不比中学生去扫马路的劳动更复杂，尽管前者的培养费用高。要比较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倍数，还得看劳动过程中的实际付出。在一些工厂里，有的工程师是专门应对机器故障的，在机器没有出故障时无事可做，其劳动时间与其呆在工厂里的时间并不一致。因此，不能简单地说他一天的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也许在这一天里他只实际劳动了1个小时）多于普通工人紧张的一天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而金玉工人相比普通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价值量高，主要还是因为在制造金玉器时付出的（抽象）劳动多，精力必须高度集中，不能出一点差错，正因为这种付出要比简单劳动大，其价值才高，同时，这个劳动也容易失误，一旦失误就会出现损失，而这种损失（平均水平的损失）自然要分担到好的制成品中。因此，单看好的制成品的劳动时间，会低估实际上的平均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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