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说明的是，很多复杂的技能是通过干中学掌握的，并不要求事前学得很多，而干得越多，掌握得越好。因此，劳动者的技能跟机器不同，机器在工作会磨损，要折旧，而劳动者的技能在工作中没有损失，只有长进，那么劳动者是否应该补偿消费者让他有机会生产金玉器，以提升其劳动力价值，从而为此向消费者转让部分价值呢？马克思曾经指出，“使用机器的基本原则，在于以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从而也在于把大量工资降低到平均工资的水平，或把工人的必要劳动减低到平均最低限度和把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减低到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的水平。”{17}于是，从技术的进步会使复杂劳动变成简单劳动，使得学习复杂劳动的努力白费的角度来说，才谈得上补偿事前的学习努力。但同样的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是如何在制造的产品中分摊这种补偿。

　　孙尚清还设想，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按现行的工资等级表，以工资等级系数作为换算的依据，把工资等级系数看作是复杂劳动同简单劳动间的各种比例的表现。{18}但是，这种设想实际上是因果倒置，因为工资等级系数本来是应当根据复杂劳动同简单劳动间的各种比例来制订的。

　　李翀也认为，要估算劳动化简乘数，不能从工资差别着手。劳动力的价值并不等于劳动创造的价值。他给出了一个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不借助交换价值来分析劳动化简乘数的办法。假设有两个生产部门，投在这两个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分别是L1和L2，每个劳动力的年工作日是T1和T2，劳动力价值是W1和W2。假定两个部门的剩余价值率相等。另外，把第一个部门的劳动取作标准劳动，那么经过一番计算后，第二个部门劳动的化简乘数是：（W2/T2）/（W1/T1）。{19}

　　但是，如果不借助交换价值，那么这里的劳动力价值又是如何给定的呢？更重要的是由于假定剩余价值率相等，因此，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与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之比在这里就简化为复杂劳动力价值与简单劳动力价值之比，而后者恰恰是从工资差别来着手的。这里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不同部门中每个劳动力的年工作日不同，那么，他们的剩余劳动时间就会有不同，又如何确定他们的剩余价值率相等呢？

　　马伯钧和李君华认为，“从物化劳动的层面看，当生产同一种产品时，复杂劳动所提供的劳动产品比简单劳动所提供的要多得多，因而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当生产不同产品时，两种劳动的效果就变得不可比了。”{20}但是，如果生产不同产品时，两种劳动的效果不可比，那么，人们又怎么能够交换其生产的产品呢？正是在商品的交换中，复杂劳动换算为复合的简单劳动是很清楚的：“各种劳动的产品只要确立为价值，这种简化实际上就实现了。各种劳动的产品作为价值在一定比例上是等价物；较高级劳动本身是用简单劳动来估价的。只要想一想，比如说加利福尼亚的黄金便是简单劳动的产品，那么这就很清楚了。况且任何一种劳动都是用黄金支付的。质的区别这样一来就消除了，一种较高级劳动的产品实际上化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21}如果复杂劳动不能换算为简单劳动，那么，复杂劳动的产品就不能用简单劳动的产品——黄金来支付，从而也就不可能有价格和用于交换。

　　当人们说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时，其实也是从抽象劳动的意义上来说的。这是因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都有很多具体的形式。显然，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也只能是在抽象劳动上而不能是在具体劳动上。

　　陈振羽认为，“由于商品价值的决定是一种人们不能自觉控制的盲目自发的社会过程，人们只能进行科学的理论考察，揭明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量的倍加比例，而不能够也不必要制订出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的各种模式的倍加系数。”{22}的确，在马克思之前，就有人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决定着一个复杂劳动日中包含多少简单劳动日。”{23}而马克思也指出，“较高级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区别，有一部分是基于单纯的错觉，或者至少是基于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有一部分则是基于下面这样的事实：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处于更加无依无靠的地位，比别人更难于取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在这方面，偶然的情况起着很大的作用，以致这两种劳动会互换位置。”{24}

　　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基于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复杂劳动换算为简单劳动的倍数还是值得关注的，以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快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不过，这时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问题让位于复杂劳动者与简单劳动者的分配比例问题，而这时由于社会（或国家）承担了劳动者的教育成本，扩大了教育的覆盖面，限制了复杂劳动者对于科学技术的垄断，并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简单劳动者难于取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的问题，因此，复杂劳动者与简单劳动者所得报酬之间的差距会明显缩小。例如，列宁曾经在俄国革命后的报告中提到，“以前在资本主义时代，粗工的工资每月是25卢布，好的专家的工资每月不少于500卢布，差额是1∶20，现在最低工资是600卢布，而专家的收入是3 000卢布，差额是1∶5。”{25}

　　三、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转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类劳动力本身必须已有或多或少的发展，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耗费。但是，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正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简单平均劳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26}对于这段话，有人从绝对意义的“没有任何专长”来理解简单劳动，因而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同而认为“生产金的劳动并不是最简单的劳动”{27}。但是，马克思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对简单劳动力来说，也意味着人类劳动力本身必须已有或多或少的发展，而且这种简单平均劳动在不同的文化时代是不同的。因此，从辩证的观点来看，所谓的没有任何专长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假定为简单劳动的纺纱劳动{28}，也是需要学习才能掌握的，不是人人天生都会的。这样一来，随着人类劳动力的发展，一个时代的复杂劳动有可能只是另一个时代的简单劳动。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电脑打字。20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能够进行电脑打字的人是少数，打字成为一种专长。当时笔者所在企业的处室有一个专门的打字室配有专门的打字员，把各科室撰写的报告手稿工整地打印好。而在市面上打字店也很赚钱，打印一页纸要收费好几元甚至上十元人民币。打字在当时的确是较高级的劳动。而如今呢？这样的打字室已经不存在了，各科室人员早就直接在电脑上撰写报告了，打字店也早就倒闭了。尽管今天要能够在电脑上打字仍然需要学习，但打字劳动已经不再是较高级劳动了，没有人会在自己的简历上把会打字列为专长了。

　　由于不理解简单劳动的辩证发展，有人套用西方学者的暗默知识（又译默会知识）论，以为“伴随技术进步，劳动的复杂性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可能随之上升”，“暗默知识的存在派生出工人分享剩余的权利”，从而“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分享剩余意味着劳资之间在价值创造和分配上的正和关系，亦即工资收入（包括对工人的各种激励方案）将和利润按照相同方向甚至相同比率而增长。”{29}但是，即便“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工人技能升级的长期趋势”，工人技能的这个升级也不代表劳动的复杂性的上升，而是代表劳动复杂性的相对下降，因为简单劳动中所包含的人类劳动力的发展也已经增加得更多了。而且这里也谈不上什么“分享”，所谓分享意味着参与剥削，这里至多只是工人被剥削得少一些而已，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位中国学者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名义下向中国人民推荐的发达国家工人分享剩余的劳资正和关系的实际情况可以从美国的两项调查一见端倪：美国农业部在2008年12月前完成的一项调查表明，平均下来，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吃不饱。{30}而全球知名调查公司盖洛普在2013年8月进行的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显示，吃不饱的美国人比例，上升到每5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吃不饱。{31}事实上，近些年来，发达国家的工业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至于发达国家有产业空心化之虑。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素质较低，因此这一趋势所表明的恰恰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量的劳动日益简单化而不是复杂化。

　　从理论上讲，资本家要获得更大的利益，归根到底在于提高剩余价值率，而不使劳动力贬值，从而使复杂劳动简单化，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即使发达国家资本家可以利用垄断的技术等优势，从发展中国家资本家那里瓜分其获得的剩余价值，那也会迫使发展中国家资本家提高其剩余价值率，使发展中国家的复杂劳动简单化，或者不得不挑战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使发达国家的复杂劳动简单化。

　　就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列宁曾经指出，“我们工人农民通过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自己愈快地学会最好的劳动纪律和高级劳动技术，我们就能愈快地免除向这些专家交纳的一切‘贡赋’。”{32}“在资本主义社会，统计纯粹是‘官府人员’或本行专家的事情；我们则应该把它带到群众中去，使它普及，让劳动群众自己能逐渐懂得和看到应该如何工作，工作多少，怎样休息，休息多久，使各个公社经营的业务成绩的比较成为大家共同关心和研究的事情，使优秀的公社立即得到奖赏（如在一定时期内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提供许多文化或艺术方面的福利和奖品等）。”{33}显然，使广大工人农民学习和掌握资产阶级专家所拥有的知识，会大大提升工人和农民的劳动技能，使这部分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复杂化，但它的后果却是提高了全社会的平均劳动水平，提高了简单劳动的标准，从而使得复杂劳动的报酬得以降低，免除为此向资产阶级专家交纳的“贡赋”。当然，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和农民劳动报酬的提高，不是像地主那样“分享”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的结果，而是直接占有自己劳动成果的结果。

　　就简单劳动而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要致力于消除某些在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去刻意消除的某些高强度的简单劳动，以爱惜劳动者和解放劳动者。例如，列宁曾经指出，“我们在燃料方面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采用了泥炭水力开采法。泥炭在我国是蕴藏量非常丰富的一种燃料，但是过去由于开采的工作条件令人难以忍受而无法加以利用。……因为我们不能派人去做这种苦工。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派人去做这种苦工。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迫于饥饿才去做这种苦工，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就不能派人去做这种苦工，如讲自愿，任何人都不会去做。资本主义制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层。对下层它是不关心的。应该在各地更多地采用机器，尽量广泛地采用机器技术。”{34}而这种采用机器的泥炭水力开采法也不算是复杂劳动，“因为用这种方法，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也可以工作。”{35}

　　在谈到未来社会时，马克思曾经指出，“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36}恩格斯也提到，“旧的分工必须消灭。”{37}如果伴随技术进步，劳动的复杂性日益上升，那么，劳动者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掌握某种具体劳动的技能上，又哪有足够的时间使自己在其他方面得到发展，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呢？如果每一工种因为其劳动复杂性的提高而掌握起来都很困难，那么，人们就不得不分别固定在不同工种的分工中以减少学习成本提高劳动效率，如此一来，旧的分工又如何能够消灭呢？

　　因此，随着人类劳动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一方面简单劳动的内涵会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复杂劳动也必然日益向简单劳动转化。这种转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会造成复杂劳动的贬值，使工人阶级更深地陷入被奴役的境地，进而使得工人阶级把技术进步视为通向奴役的道路，甚至以激烈的斗争来反对技术进步；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这种转化将大大提高劳动者的福利，使生产劳动“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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