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绿色发展的做法方面，贵州财经大学蔡绍洪教授认为，实现绿色发展应发展循环产业集群模式。低碳绿色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目前要实现可持续的绿色发展和跨越式的快速发展两个目标，同时存在产业生产效率不高导致经济效率低下、产业生态环境不友好导致生态效率较差两个问题。存在这样问题的根源主要还是传统的产业组织模式不科学、不合理，因此要对产业组织模式创新，即发展循环产业集群模式。这种模式不是产业集群模式和产业循环组织模式的简单叠加，而是实现产业价值链、生态链和创新链的有机融合，这种绿色、生态和高效的组织模式，可有效促进西部地区的绿色和快速发展。

　　福建师范大学郭铁民教授认为，民营经济应挑起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担，加快实现绿色转型。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福建省，要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绿色产业体系，促进生态产业创新化发展；加强生态工业园的规划与建设，鼓励民营企业“抱团”转型，与所在地区的城镇化建设相结合，研究开发和建设“社区友好型”的生态工业园区；为民营经济绿色转型提供有效的保障，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和细则，增强政策的普惠性和有效性。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在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方面，山东大学臧旭恒教授认为，我国城镇化水平较低，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国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内部结构不合理。10～100万人口的小城镇占总人口的53.5%，我国人口更多的是聚集在小城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政策倾向于规模较大的城市。重点集中在四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获得的政策优惠多，吸引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多。三是土地财政问题。土地财政将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利益捆绑在一起，可能是导致高房价的重要原因，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贵州大学刘涛副教授等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巨额资金支持，融资难是制约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瓶颈因素。因此，应围绕融资模式创新、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主体等问题积极探索支持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服务模式。要在政府大力支持和政策指导下，按照市场化方式为城镇化建设融资，形成财政、基金、银行及社会资金共同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多元融资格局，引导社会资金有序进入重点建设领域。建立新型城镇化建设基金并实行市场化运作，基金应围绕城镇化进程中的建设项目、企业或产业投资项目及农业现代化项目的发展，通过在资本市场上用项目组合“金融招商”实现融资，政府资金占比较低。基金完全采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按照盈利性原则管理基金，最大限度地确保投资者的利益。同时，要通过政策、法规等的引导和约束，并借助制度安排、政府信用和担保、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加盟提升投资者信心。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方面，江苏理工学院张晓忠认为，人口由大城市向中小城镇与乡村回流的“逆城市化”现象，既是我国传统城市化道路危机的重要表现，也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既出现了因生态环境恶化与舒适空间狭小等“城市病”导致的“逆城市化”，同时也存在因追逐利益与福利导致“非转农”的伪“逆城市化”现象。真实的“逆城市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助推作用，而伪“逆城市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消极影响。因此，要引导和鼓励合乎发展规律的“逆城市化”，尤其让成熟的中产阶级成为“逆城市化”的主体；还要纠正和理顺农民工及其子女的伪“逆城市化”，限制和取缔公务员与城镇居民伪“逆城市化”，这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缩小不同规模城市福利水平的差异等。

　　上饶师范学院揭新华教授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征地过程中，存在三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土地换保障是否合理，二是失地农民的道德失范是否与征地补偿制度有重要关联，三是土地收益是否大部分被地方政府拿走。对这些问题没有厘清，不但影响人们对由征地引发问题的归因、对失地农民问题的正确判断，也会影响到以后征地补偿的政策走向。事实上，社会保障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土地换保障无形中侵害了失地农民的公民权；征地补偿不公使失地农民道德失范；城市征地收益大部分被地方政府拿去，但各地开发区的征地却被地方政府追求政绩而被消耗掉，土地的增值收益绝大部分被招商引资来的企业所占有。只有澄清以上几个问题，确保失地农民公民权的行使，制定公平合理的补偿政策，以及树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政绩观才是解决征地引发这些问题的关键。

　　湖州师范学院王文龙认为，中心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载体、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节点，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和农村产业结构与农民就业结构调整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中心村建设通过人口集中、要素集约、产业集聚、功能集合来实现缩小城乡差距、加速农业现代化转型、缓解国家粮食安全与社会危机的目标。但在实践中，由于一些地区忽视本地的经济、社会状况盲目冒进，加上农民、社会资本参与性不足，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导致中心村建设出现资金筹集困难、后续长效管理机制缺乏、资源配置不均、非中心村村民建房困难等问题，严重影响到中心村功能的实现。只有因地制宜地进行中心村规划，循序渐进地进行中心村建设，积极创造条件解决中心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才能不断提高中心村建设的质量，进而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三、外向型经济发展

　　大部分学者从我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角度进行分析。北方工业大学潘素昆副教授认为，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促进产业升级的机理有所不同。技术寻求型OFDI可获得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研发资金，市场寻求型OFDI可扩大国际贸易、转移传统产业，资源寻求型OF—DI能打破资源短缺对新兴产业发展的限制，这三种对外直接投资形式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由大到小。因此，我国应重点发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扩大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引导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温州大学余官胜认为，我国企业的海外集群投资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我国应通过加强与东道国间的经贸往来，在东道国建设我国企业的集群地，以海外经贸合作区的方式推动我国企业在该地的集群；政府应加强对各东道国经济社会信息的收集，并建立有效的信息传播渠道，让国内企业能充分了解各东道国的相关信息，为“走出去”扫除信息障碍。

　　天津商业大学刘辉群认为，我国引进外资和进行对外投资既同步又独立进行。外资流入处于从“资本稀缺”向“非资本剩余”过渡的“成熟的利用外资”阶段，而对外投资则处于以量的扩张为主的“非资本剩余”型“不成熟的对外投资”阶段，二者距均衡的双向资本对流阶段还很远，对我国统一的开放体系而言，实际上形成的是一种扭曲的非对称二元结构。在这种结构下，资金的流出与流入有显著差异的两个独立系统，具有多方面（角度）显示的趋同性与差异性。趋同性表现在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资本双向流动、良性循环的平衡机制，都是我国分享经济国际化好处的重要手段。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增大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配置总量，提高了我国经济要素的整体使用效率和经济质量，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产业升级，进而提高了国家竞争力，并为我国进一步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为二者与经济增长建立良好的循环机制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差异性表现在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存量、产业结构、地域、投资方式和投资效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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