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在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构建了关于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进而探讨了二者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程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相对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高级化则表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可预测的周期性波动方面，而它们的影响机制却截然不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来源，产业结构合理化则有助于抑制经济波动。总体上，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本文认为，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应在强调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同时，积极突破制约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的限制条件，有效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充分发挥产业转型与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
　　关键词: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经济增长、经济波动
　　一、引言
　　产业结构转变是理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区别的一个核心变量，同时也是后发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产业结构变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各产业技术进步速度不同并且在技术要求和技术吸收能力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各产业增长速度的较大差异，从而引起一国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二是在一国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由不同的主导产业来推动国家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更替直接影响到一国的生产和消费的方方面面，这在根本上对一国产业结构造成巨大冲击。因此，产业结构演进是一个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以及主导产业经济部门依次更替的过程( 罗斯托，1962)。
　　然而，在技术进步和主导产业依次推动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产业生产率水平的巨大差异，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或高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流动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由此带来的“结构红利”维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2002)，此即产业结构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原因。但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变迁在促进产业发展、维持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会带来一些问题。首先，技术进步和技术替代会打破原有经济的均衡，对特定产业部门产生较大冲击并引起生产要素供给的变动，从而造成经济波动( Baumol，其次，主导产业政策会引起社会投资结构的调整和消费结构的变动，进而对经济的稳定性造成影响。产业结构变动也是经济周期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Kuznets，1971)。
　　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国内外许多研究者对于中国产业结构也给予了广泛关注。然而经验研干春晖等: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究表明，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问题并没有一致性的结论。Sachs(1994) 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落后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型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也指出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跨地区跨部门的劳动力流动是中国整体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源泉。刘伟、张辉(2008) 以及干春晖、郑若谷(2009) 的研究也表明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但他们也指出这种“结构红利”随着改革的推进在逐步减弱。而吕铁(2002) 与李小平、卢现祥(2007)对中国制造业的研究中，却发现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并不显著。同时，伴随着经济增长的经济波动现象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鲜明的特征( 刘霞辉，2004) ，而中国经济波动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总量增长与结构分化相联结，即在每轮经济周期中，经济总量扩张必与经济结构分化相伴随; 反之，经济回落时经济结构不平衡亦在缩小(袁江、张成思，2009)。因此，产业结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对此问题的研究在国外存在大量文献①，而对中国相关问题的分析则显得不足，孙广生(2006) 的分析为笔者所仅见，他将经济的波动从产业层面上进行了分解，并得出第二产业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最强，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与宏观经济波动不相关，冶金工业、非金属矿工业和建筑业等重工业的产业波动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的结论。
　　在研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一般采用Chenery et al． (1989) 发展的“多国模型”或提出的偏离-份额法( Shift-Share Method) 进行分析。“多国模型”中对回归的控制变量的选择具有模糊性，容易造成省略变量问题，从而导致问题分析不准确，同时模型中对产业结构采取的衡量方式也是一个难点。偏离-份额法是一种有效的分析结构问题的方法，但是它会造成结构效应的低估( 吕铁，2002)，而且在使用这一方法分析时，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分析不够细致。此外，大多数有关产业结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献集中于对增长的研究上，对经济波动影响的研究则明显不足。而中国经济波动的成本与经济增长给中国带来的福利是大致相当的，国民经济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陈彦斌，2008)。因此，本文力求弥补现有研究中的这些不足，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将产业结构变迁分解为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并结合其内在含义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行重新度量，以使对产业结构的测度更加合理;第二，通过一个简洁的计量模型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统一到一个框架下进行研究，并回避对其他控制变量选择的问题，以避免模型设定不当带来的误差;第三，对经济波动进行分解，并将产业结构对各种波动的影响进行全面讨论，以充实产业结构对经济波动的研究文献;第四，通过指标度量、估计方法以及模型选择等多种途径来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提高本文研究的精确程度。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造产业结构变迁的衡量指标，并分析中国1978 年以来产业结构演变特征;第三部分构建相应的检验模型，并对数据和变量进行说明;第四部分对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和产出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第六部分得出结论。
　　二、产业结构变迁的度量及其特征
　　从动态的角度看，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变迁具有两个维度，即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年第5 期
　　① 在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中，早期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周期频频发生，而在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经济周期的发生频率大为减少，从产业结构角度研究经济周期的学者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在工业化时代，物质资本主导的工业经济更加强调的是资源禀赋和物质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周期发生的一个重要来源，并与一国经济周期具有极强的协动性，1971;Stockman，1988;Imbs，2003) ;而在信息化时代，软化的产业结构开始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产业结构更加强调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信息网络技术的作用，对应的产业波动性较小，因此信息化时代的产业结构变动反而成为熨平经济周期的一种重要力量( Blanchard and Simon，2001;Kahn et al，2002;Eggers and Ioannides，2006)。
　　级化。本文拟从两个维度对产业结构变迁进行衡量。
　　一)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的是产业间的聚合质量，它一方面是产业之间协调程度的反映，另一方面还应当是资源有效利用程度的反映，也就是说它是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耦合程度的一种衡量。
　　就这种耦合而言，研究者一般采用结构偏离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行衡量，其公式中，E 表示结构偏离度，Y 表示产值，L 表示就业，i 表示产业，n 表示产业部门数。根据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最终处于均衡状态，各产业部门生产率水平相同。而由定义，Y / L 即表示生产率，因此当经济均衡时，Yi / Li = Y / L，从而E = 0。同时，Yi /Y 表示产出结构，Li / L 表示就业结构，因此E 同时也是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耦合性的反映。E 值越大，就表示经济越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不合理。由于经济非均衡现象是一种常态，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形更为突出( Chenery et al． ，1989) ，从而E 值是不可能为0 的。但是，结构偏离度指标将各产业“一视同仁”，忽视了各产业在经济体的重要程度，同时绝对值的计算也为研究带来不便。为此，我们引入了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又称泰尔熵，最早是由泰尔( Theil and Henri，1967) 提出，一些学者将之用于地区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 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7)。我们发现，泰尔指数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度量产业结构合理性的指标。本文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对泰尔指数进行重新定义，其计算公式同样地，如果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下，也有TL = 0，而且该指数考虑了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并避免了绝对值的计算，同时它还保留了结构偏离度的理论基础和经济含义，因此是一个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更好度量。泰尔指数不为0，表明产业结构偏离了均衡状态，产业结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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