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波动的衡量，一种常用方法是利用HP 滤波(Hordick and Prescott，1980) 将经济产出分干春晖等: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解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趋势成分为潜在产出，周期成分则为产出缺口，并将产出缺口的绝对值序列作为波动大小的度量，具体分解通过最小化下式得到Σ
　　－
　　λΣT －
　　［( lnY*t +1 －
　　－ ( lnY*t － lnY*t －
　　］
　　其中，
　　为每一期GDP 的对数值，
　　则为潜在产出，表示增长的趋势成分，而( lnYt －即
　　为产出缺口，为增长的周期成分，λ 为趋势成分波动的惩罚因子。然而这种分解模式实际上并未完全将经济的波动分离出来，而只是将波动分离成为趋势波动和周期波动，趋势波动存在于趋势成分之中，只是其波动可以预测，而周期成分的波动则不可预测。基于此，Aghion et al． (2006) 建议将考察期分为若干个时间跨度相同的时间段，以每个时间跨度内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作为经济波动的衡量，而卢二坡和曾五一(2008)认为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会由于经济增长均值的不同而不具有可比性，并建议用时期内经济平均增长率来消除均值的影响。本文采纳这一建议，将经济波动的度量方式列为
　　，t + T = std( lnYit + T －
　　Σ
　　其中，g 表示地区经济增长率，lnY 表示地区GDP 对数值，std( lnYt + T －表示t 时期到t + T 时期
　　地区GDP 对数值的标准差，T 为选择的时间跨度，本文令T = 5。①四、实证分析
　　一) 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前文在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考察中，已经指出产业结构变化无论是在产业结构合理化还是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方面均经历了数次波动，但其变化与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是紧密契合的，具有较强的时段性特征。因此，要真正认识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必要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阶段进行研究。一些经济史专家将中国1978 年以来的改革进程分为四个阶段②，本文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参照他们的分段方式将—2009 年分为1978—1984 年、1985—1991 年、1992—2000 年和2001—2009 年四个阶段进行分析。
　　表2 中各项回归的Hansen 检验表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估计结果是合理的。从其结果来看，无论是产业结构合理化还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这种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就产业结构合理化变迁而言，我们发现在各个时段，β显著为正,而β显著为负，这不仅表明产业结构合理性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存在时期差异，而且表明其作用机制是恒定不变的，两者之间具有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况且，各项回归的ββ
　　值是相当大的，这
　　意味着产业结构合理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产业结构合理性本身，而且还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关。在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的时候，一定程度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尚还能够维持经济的增长，而当经济增长较快的时候，产业结构不合理则明显地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就产业结构高级化年第5 期。
　　对于时间跨度的选择，Aghion et al． (2006) 以及周业安和章泉(2008) 取值为6.，而卢二坡和曾五一(2008) 取值为5。但是一些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周期性比较频密( 董进，2006; 刘树成等，2005) ，因此本文采用卢二坡和曾五一(2008) 的方式取T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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