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董辅礽(1999)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按照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进程将1978—1999 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分为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阶段(1976—1984 年)、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阶段(1984—1992 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9 年) ;汪海波(2008) 在《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按照中国经济的市场取向将1978—2004 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分为市场取向改革起步阶段(1979—1984)、市场取向改革全面展开阶段(1985—1992)、市场取向改革制度初步确立阶段(1993—2000) 和市场取向改革制度逐步完善阶段(2001—2004)。他们的分期方式基本相同。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各个时期则相对较为复杂，β和β的符号在各个时期并不完全一致，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各时期回归ββ的值变化也较大，而且显著性明显不如产业结构合理化，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其影响也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关。为进一步明确产业结构变迁的阶段性差异，我们考察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偏效应①β1 + β?β2 + β
　　注:(1) 本文计量结果由STATA10. 0 给出，分别表示在10% 、5% 和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对应估计值的t 统计量;(2) 偏效应的计算中，采用的增长率是所在时期内所有地区增长率的均值;(3 ) 除1992—2000 年段回归采用自变量滞后1 阶和2 阶作为工具变量之外，其他均为滞后1 阶。
　　总体上，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演变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正面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所产生的影响要远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产业结构合理化也并不是所有时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这种情形只1985—1991 年间和1992—年间是成立的。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演进始终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1992—2000 年就表现出负面影响，并且可以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巨大的变化，这些都是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不稳定的明证。这里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由于产业结构合理性与经济增长具有稳定的关系，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相当不稳定，同时在2001—2009 年中国产业结构并非具有服务趋向的高级化，而这种“反向的高级化”仍然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这意味着，我们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除了理性看待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在现阶段还应更多地关注产出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之间的协调，注重产业结构的聚合质量，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变迁，夯实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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